一、 史料整理、 翻译与研究

(一) 传世、 珍稀文献整理与翻译。全真史传、 文集、 语录、 丹道文献是传世文献整理的重头戏。其中尤以 《全真道文化丛书》 第一辑 (齐鲁书社, 2005 年) 和张广保主编 《全真学案》 (齐鲁书社, 2010 年至今) 具有代表性。前者白如祥、 赵卫东辑校王重阳及七大弟子文集, 并录集各自传记、 方志资料。后者按照评传、 年谱、著作汇编与校释的体例, 陆续出版了十余部学案, 社会反响良好。

《栖霞长春子丘神仙磻溪集》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年)、 王卡主编 《三洞拾遗》 (黄山书社, 2005 年) 刊录 《玄风庆会图》 残卷, 为研究丘处机生平、 思想和活动提供了早期珍贵文本。樊光春主编 《终南仙籍》 (三秦出版社, 2014 年) 收录了多种稀见全真典籍。2019 年, 山西永乐宫五件蒙元时期道教度戒牒文书的发现,对研究早期全真道发展和永乐宫历史具有重要价值。朱见深编绘 《御制全真群仙集》(文物出版社, 2016 年) 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明代宫廷丹道修炼的珍贵文本和图式。

与 20 世纪对游记、 史传关注较多不同, 西方学界开始注重丹道文本的翻译。例如, 科恩 ( Livia Kohn) The Zhong-Lü System of Internal Alchemy ( Three Pines Press, 2020)、 康思奇 ( Louis Komjathy) The Way of Complete Perfection: A Quanzhen Daoist Antholog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3) 等翻译了部分早期全真文本, 便于全真典籍和丹道思想的海外传播和再研究。

(二) 宫观志、 碑刻的整理刊布。方志整理是 21 世纪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养正编著 《新编北京白云观志》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年)、 陈法永主编《重阳宫志》 (三秦出版社, 2012 年)、 李伟刚与郭清礼编著 《民国周宗颐 〈劳山太清宫志〉 校注》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7 年)、 〔日〕 五十岚贤隆 《(道教丛林) 太清宫志》 (郭晓锋、王晶译, 齐鲁书社, 2015 年)、 〔日〕 小柳司气太 《白云观志: 附东岳庙志》 (刘莹整理,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 年) 等, 为深入研究上述全真宫观及全真道地域化发展特征提供了大量珍贵史料。

与传统金石成果相比, 21 世纪碑刻整理成果收录信息更为完备, 为研究全真道社会史提供了大量一手信息。代表性成果当推王宗昱编 《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赵卫东与陈法永主编 《金元全真道碑刻集萃》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20 年)。两书补充了 《道家金石略》 失收的部分碑记, 后者配有部分高清拓片, 方便对读。亦有众多综合性碑刻集和散见碑刻涉及全真史事。

(三) 新史料的研究阐释。秦国帅 《七真仙传与全真历史: 以台湾大学图书馆藏〈七真仙传〉 为中心的考察》 (《世界宗教研究》 2017 年第 3 期) 系统阐释了孤本《七真仙传》 的文本源流, 有利于深入认识早期全真仙传的文本生成系统及其与教团发展的关系。张广保 《全真教史家姬志真及元仁宗延祐六年 〈云山集〉 的史料价值》(《世界宗教研究》 2018 年第 4 期) 发掘了元刻本 《云山集》 残卷的文献价值。

黑水城文献是 20 世纪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一大热点。学界围绕编号俄 A20V文献所载佚词的释读与整理、年代、作者或写手等问题展开持续讨论。最新研究显示, 佚词与全真道关系密切。例如, 汪超 《俄藏黑水城文献 A20V 金元全真教诗词补说》 (《文献》 2013 年第 1 期) 推定佚词为金元时期黑水城住家全真道士所书。相关讨论既丰富了全真诗词的内容, 又对了解西夏全真道传播史有所助益。

对一些原本秘而不宣的文本的研究阐释, 使对全真 “内史” 的认识不断走向深入。例如, 尹志华《北京白云观光绪壬午坛 〈登真箓〉 新探》 (《世界宗教研究》2021 年第 1 期)、 梅莉《民国 〈湖北省长春观乙丑坛登真箓〉 探研》 (《世界宗教研究》 2011 年第 2 期) 等, 既有对登真箓文本结构的分析, 又有对相关史事的钩沉。

二、 热点领域与新进展

(一) 全真道历史研究厚重多维。1. 断代史与区域史研究成果丰硕。张广保《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 (青松出版社, 2008 年。在此基础上, 2015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增订版 《全真教的创立与历史传承》) 基于中外史料, 在大历史视野下观照金元明全真道传承发展和多维面相, 问题意识突出, 是全真教史断代研究的一部力作。尹志华《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考察了清代全真道的兴衰发展及其特征, 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明清道教 “衰落说”, 改变了清代全真道研究比较薄弱的旧观。

区域史研究是 21 世纪历史学研究的一大趋向。涌现了几部全真区域史的代表性成果, 如吴亚魁 《江南全真道教》 (香港中华书局, 2006 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修订版) 是第一部以宫观为线索阐述元至清江南全真道传播史的著作。汪桂平《东北全真道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 是第一部贯通性梳理东北全真道史的成果。张方《明代全真道的衰而复兴: 以华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 利用传统文献和新见碑刻, 揭示了明代华北地区全真道衰而复兴的发展特征, 为修正明清 “衰落说” 再添新证。利用碑记、 田野调查资料, 围绕某些宗教圣地, 考察全真道的地方发展, 成为突出的研究理路。例如, 周郢 《蒙古汗廷与全真道关系新证——新发现的蒙古国圣旨 (懿旨、 令旨) 摩崖考述》 (《中国史研究》 2013 年第 1 期) 不仅发现了大蒙古国时期汗廷与山东全真道互动的新史料, 还考察了全真道在泰山地区的传播发展。姜生 《千真洞的变迁: 槎山全真道迁佛史迹考》 (《历史研究》 2013 年第 6 期) 揭示了明末全真道通过仪式过程改山东荣成槎山 “千佛洞” 为 “千真洞” 的历史, 为了解全真道与地方社会、 其他信仰体系的关系提供了鲜活案例。

另外, 付海晏、李大华、高万桑 (Vincent Goossaert)、 刘迅等的研究推动了近现代全真道历史研究的热络。

2. 重点人物和事件研究。学界对历代全真名道的事迹贡献等多有考述。其中,有多篇成果关注了掌教更迭问题。程越 《金元时期全真道宫观研究》 (齐鲁书社, 2012 年) 和刘晓 《元代全真道被遗漏的掌教关德昌——〈井公道行碑〉 读后记》(《宗教学研究》 2017 年第 2 期) 分别补考常志清、 关德昌掌教事。相关成果还有石田宪司 《元代全真教の教団と掌教者——明代道教史研究の视觉かち》 (《比较文化史研究 (5)》, 2003 年) 等。此外, 围绕丘处机是否 “一言止杀”, 杨讷与赵卫东的争鸣提示, 宗教研究要以史料为基础, 要从史料中 “读出” 基于史实又具有宗教史特质和精神文化价值的要义。

3. 对全真道传承发展原因的探讨。众多成果从平民社会需求、地理空间、组织建设、教团内部关系、 与地方社会关系、宗教政策等多角度, 总结了不同时期全真道传承发展的原因、阶段性特征和历史经验等。有些成果主要聚焦于全真道内部, 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视野探讨全真道成功发迹与持久发展的原因仍有一定的空间。

(二) 全真道思想研究层次分明。全真道以丹道开宗立派, 丹道心性思想仍是热点研究领域。学界对全真教义、 哲学思想、 道论、 心性论、 生死观、 情欲论、 自由平等观等多有发明。其中对不同时期个体道士哲学思想、 修道思想的阐释占据不小的比例。

西方学界对丹道思想和实践的重视, 与近些年来道教养生学在海外的流播互为表里。苏德朴 (Stephen Eskildsen) The Teachings and Practices of the Early Quanzhen TaoistMasters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4)、康思奇Cultivating Perfection: Mysticism and Self-transformation in Early Quanzhen Daoism (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7)、 马颂仁 ( Pierre Marsone) Wang Chongyang ( 1113 - 1170) et la fondation du Quanzhen: Ascètes taoïstes et alchimie intérieure ( Collège de France,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2010) 等对全真道修道思想、 身体超越路径与体验的讨论表明, 西方研究走的是由表及里、 不断深入的进路。全真道的三教合一思想、 教理特征、 表现形式、 时代价值等继续受到关注。研究者普遍认识到, 心性论是三教在思想层面互摄的基石。

从思想史、 哲学史层面探讨全真道的思想渊源是一大热点。李延仓 《早期全真道教思想探源》 (齐鲁书社, 2014 年) 从八方面系统考察了全真道的思想渊源,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三教关系研究呈现层次分明、 愈加细化的特征。儒道关系方面, 李玉用 《略论儒家思想对早期全真诸子的影响——以王重阳、 马钰和丘处机为中心》 (《孔子研究》2012 年第 4 期) 等讨论了儒家思想对早期全真诸子的影响、 全真道对孝道伦理的吸收和新开展。白娴棠 《刘一明金丹论对阳明良知论的融摄》 (《宗教学研究》 2015 年第 3 期) 展现了全真道融摄儒家思想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

佛道关系方面, 戈国龙 《从性命问题看内丹学与禅之关系》 (《宗教学研究》2001 年第 2 期) 等比较了全真心性学与禅宗的关系。吴学国、 徐长波 《梵道之间:从印度吠檀多思想到全真道的心性学》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3 期) 认为全真道心性学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吠檀多思想的影响。这是涉及文明交流融摄的大话题。心性学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道器合一的概念, 所论值得进一步讨论。

全真教育是一个既有宗教特色又富有现代启示意义的论题。众多学者关注了王重阳、马钰、李道纯、 刘一明等的教育思想。白娴棠《道与化: 传播视域下早期全真教的教化思想与实践》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挖掘了早期全真道的教化思想与实践, 并省思其现代价值。

(三) 全真道教制研究渐趋系统。全真之为全真, 既是教义因素使然, 又与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的宗教制度密切相关。卢国龙主编 《全真弘道集: 全真道——传承与开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青松出版社, 2004 年, 以下简称 《全真弘道集》)在目录设置上较早提出 “全真教制” 概念, 但系统性不强。最具代表性的是高丽杨的 《全真教制初探》 (巴蜀书社, 2018 年), 虽然有些内容略显单薄, 但不失为第一部比较全面探讨全真教制的专著。

程越 《金元时期全真道宫观研究》 是第一部全面探讨全真宫观制度的著作。贺晏然 《重塑 “全真”: 明代南京朝天宫全真堂的兴衰》 (《宗教学研究》 2022 年第 4期) 等立足宫观, 关注了城市道教的发展演进。

戒律建设是全真道士宗教生活方式的重要制度保障。目前,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存在 “重后轻前” “厚流薄源” 的情况。尹志华 《北京白云观藏 〈龙门传戒谱系〉 初探》 (《世界宗教研究》 2009 年第 2 期)、 唐怡 《浅析全真道戒律的社会控制功能》(《世界宗教研究》 2005 年第 3 期) 等对清代以来的传戒活动及其功能多有探讨。

刘仲宇 《早期全真教仪式初探》、 张泽洪 《金元全真道斋醮科仪初探》 (均载《道家文化研究》 第 23 辑) 等较早探究全真斋醮科仪, 修正了金元以来全真 “不事斋醮” 的误识。宗祖谱系是全真神仙崇拜的核心, 确立宗派身份的标识。张广保、 赵卫东对“五祖七真” 的形成发展多有考论。李远国、 李黎鹤编著 《中国道教神仙谱系史》 第3 卷 (四川大学出版社、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22 年) 从道教神仙谱系史的角度考察了金元全真道神仙谱系的构成。相对而言, 对宗祖谱系的孕生土壤、 明清时期宗祖崇拜表现形式的衍化等的探讨不足。分宗立派是全真道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征。碑刻、 档案、 登真箓等的发掘整理与宗派研究良性互动, 成为近年来热度不减的增长点。学界围绕早期宗系分化与明清宗派谱系的关系, 派字谱的性质、 形成与发展, 诸宗的地域化传承, 层累式谱系构建与宗派发展等, 提出了诸多新看法。如张广保 《明代全真教的宗系分化与派字谱的形成》 (《全真道研究》 第 1 辑) 指出派字诗的出现是明代全真道整体认同弱化的表现,宗系分化是全真道在失去元代政治支持后的一种新发展趋势。学界以新见碑记推进全真派字谱的梳理, 特别是 “追根溯源” 方面发表了一系列成果。如刘康乐、 高叶青《嘉靖三十二年 〈重建五祖七真殿碑记〉 与明代全真派字谱的新发现》 (《世界宗教研究》 2020 年第 6 期) 考证明宣德朝是派字谱形成的关键时期, 并将全真派字的出现上推至永乐朝。关于王常月 “龙门正宗” 与各地龙门派传承关系, 多地个案研究表明, 二者互不统属, 龙门派的发展呈现 “多源众流” 的形态。

西方学界注重对全真道宗教认同的制度化探讨, 尤以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29 (2001) 全真道专号为代表。高万桑等五位学者通过考察各种形式的宗教认同,尝试揭示全真道的宗教特征。这是对 20 世纪欧美宗教心理学、 宗教社会学研究理路的延续。

(四) 全真道文学研究跨学科省思。全真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詹石窗 《南宋金元道教文学研究》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1 年)、 吴光正 《金元道教文学史》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22 年) 等众多成果呈现出在道教文学史、 美学史、 艺术史视野下探讨全真文学创作内容、 特点、 艺术形式、 宗教意涵、 社会影响等特征。秦国帅 《明清民国时期七真度化故事的流传及版本研究》 (《全真道研究》 第 6 辑)等对王重阳度化全真七子故事的演变历程与文本呈现关注较多, 为理解全真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路径与社会消费提供了新视角。

自从鲁迅、 胡适提出 《西游记》 为吴承恩所作以来, 对 《西游记》 作者、 主题、原型、 文本性质等问题的论争成为一大公案。李安纲、 陆凌霄、 陈洪、 吴光正等多位学者阐释了 《西游记》 与全真道的渊源关系, 提出要从 “世代累积型成书” 或 “全真化” 角度看待全真道对 《西游记》 经典化的参与和影响。

关于全真诗词、 传记的文本性质, 见仁见智。跳出 “纯文学” 的窠臼, 从多学科视角审视利用全真诗词、 传记, 逐渐成为一种主流认识。诸家所论提示要突破近代以来的西方学科分野, 进一步加强多学科的融合交叉和整体观照。

(五) 全真道与国家社会关系研究展现教俗良性互动。众多成果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国家社会对全真道的多维影响。其中, 郭武 《金章宗元妃与早期全真道》 (《宗教学研究》 2009 年第 4 期) 在考述金章宗元妃崇道目的基础上, 提示考察宗教发展史既要关注 “社会因素”, 又不可抹杀 “个人因素”。〔日〕 高桥文治 《モンゴル时代道教文书の研究》 (汲古书院, 2011 年) 以蒙元圣旨、 令旨碑为中心, 勾勒了政府与全真道的互动。张方 《清代以来龙门洞的发展与朝山习俗》 (《宗教学研究》 2020年第 4 期) 从明清易代后军事格局变化、 移民与农业开发的大历史角度, 阐述了龙门洞兴复发展的原因, 值得借鉴。针对教俗关系的常与变, 全真道采取应对之策, 寻求发展路径。李洪权 《金元之际全真教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抉择》 (《史学集刊》 2013 年第 5 期) 考察了全真道选择蒙古作为宗主的政治抉择历程。更多的成果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全真道通过兴修水利、 发展生产、 宫观建设、 兴复庙学、 改造修复儒家和民间信仰庙宇、 参与宗族活动、 医疗慈善、 文化活动、 仪式服务等多种途径参与社会建设、 社会变革、 寻求发展之路的历史与现状。陈文龙 《住庙与住家: 山西朔州县家族化全真教的历史和生存方式》 (《世界宗教研究》 2013 年第 6 期)、 何建明 《 东北全真华山派在家道源流——以旅顺口长春庵、 老爷庙为例》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14 年第 3 期)、 李勇进 《洮州 〈王氏家谱〉 与全真华山派在家道法脉的传承、 道士家族的生存方式》(《宁夏社会科学》 2018 年第 6 期) 等研究显示, 在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的语境中全真道世俗化的特征逐步增强, 在家道是全真道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及家族延续的现实需要而形成的一种新的道脉传承方式。还有学者注意到全真道融合符箓道法传统、 与少数民族社会、 与民间信仰互动等特点。上述成果进一步拓展了全真道社会史研究的视角, 对深入贯通性认识全真道在历史变迁中的发展路径、 在国家社会中的角色地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三、 新视角和新方法

(一) 图像研究。图像是构建神灵体系、 传达教义思想最形象化的载体。关于全真图像研究, 内容主要聚焦于文本图传、 洞窟造像、 宫观壁画等。研究理路大体可以分为三类。1. 从图像本身出发, 揭示图像试图展现的历史和宗教意涵。其中, 景安宁 《道教全真派宫观、 造像与祖师》 (中华书局, 2012 年)、 王育成 《明代彩绘全真宗祖图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 比较有代表性。前者认为全真祖师的“金莲正宗” 地位是全真宣教和宫观造像的经典主题。该书广泛利用造像、 壁画, 不过对宋德方一系的评价未免有抬高之嫌。后者首次将明宪宗 《御制群仙集》 和万历《宝善卷》 两套全真宗祖图珍本公之于众, 对研究丹道文化在明代宫廷社会的传布、推动道教文化史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此外, 学界既有对北京白云观、 山西永乐宫等全真圣地所藏水陆画、 壁画的精彩整理展现, 又有对相关图像的深入研究。2. 从文本学、 文献学角度勾陈图像版本、 发展源流等。其中, 胡春涛、 马小鹤、 杜远东、刘康乐等多位学者关注了国内外所藏 《老子八十一化图》 版本与流布。3. 利用与图像有关的记载或图像中的文字, 揭示图像的宗教意义或构建教团历史。

(二) 跨学科方法。现代心理治疗学、 后人本主义心理学、 宗教科技史、 经济史、 比较宗教学等新方法、 新视角的引入, 既丰富了全真道学科建设的视域, 又推动了方法论创新。吕锡琛 《全真道心性思想与现代西方心理治疗学》 (《全真弘道集》)、陈明与吕锡琛 《全真道精神境界的后人本主义心理学解读》 (《宗教学研究》 2011 年第 4 期) 阐释了全真道心性思想在现代心理治疗、 心理咨询中的价值。汪小虎 《全真教坐钵的计时法器——盂漏新探》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21 年第 2 期) 对盂漏源流与象征意义的考察表明, 内丹修行也要借助科技手段。李洪权先后发表了多篇探讨全真道经济史的成果。马晓林 《碑刻所见蒙元时期全真掌教印章及相关史事研究》(《西北师大学报》 2017 年第 4 期) 考察了掌教印章刻石的相关史事。《全真道研究》第 1、 4 辑的多篇文章, 以及 〔日〕 石田宪司 《元·明时代の全真教と正一教: “明代道教史上の全真と正一”》 (《福井文雅博士古稀记念论集———アジア文化の思想と仪礼》, 春秋社, 2005 年) 等利用比较宗教学、 历史学的方法, 探讨了全真道与其他道派、 佛教、 儒家、 民间信仰在历史、 仪式、 制度等层面的多维互动。张广保编 《多重视野下的西方全真教研究》 (宋学立译, 齐鲁书社, 2012 年) 呈现了西方全真道研究的新思路、 新视野。上述研究在全真道研究不断 “内卷” 的时下, 为我们转换视角重识 “全真” 提供了多面相窗口。

四、 几点反思

学术史研究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环节。牟钟鉴 《全真道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全真弘道集》)、 陈明与吕锡琛 《全真道研究综述》 (《世界宗教研究》 2010年第 5 期)、 王宗昱 《目前全真道研究的几个问题》 (《全真道研究》 第 3 辑)、 张广保 《全真道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盖建民主编 《 “回顾与展望: 青城山道教学术研究前沿问题国际论坛” 文集》, 巴蜀书社, 2016 年) 对至迟 2015 年以前的全真道研究有不同视角的观察, 但讨论的重心侧重于 20 世纪。更多的学术史回顾成果多聚焦于某一 “核心话题”。如何深入总结、 客观评价多年来全真道研究的成绩、 存在问题,特别是未来发展的新路径, 值得深入思考。

利用新史料, 阐释新认识, 全真道研究也未能摆脱近年来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 “内卷化” 倾向。甚至有人认为, 没有新史料, 早期全真道研究的历史已经 “终结” 了。传统史料是否还有 “新识” 的可能? 还有哪些新史料可以挖掘利用? 李大华 《香港全真教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潘存娟 《新中国成立初期陕西全真道状况研究——以档案和口述资料为基础》 (《全真道研究》 第 10 辑) 等利用回忆录、 档案、 日记、 期刊、 口述史料、 调查问卷开展研究, 已做出有益探索。

研究理路与研究视域互为表里。“后入为主” 的研究进路, 在很大程度上遮蔽甚至误导了对早期全真道的客观认识。例如, 学界一直将授箓划归为 “符箓派” 的特权。高丽杨最先注意到早期全真道公开传授戒箓的特点, 但对全真授箓的梳理阐释不足。又如, 元代以后教俗两界近乎一致地认为, 《金莲正宗记》载述的是五祖七真传记, 实则这部仙传在元代中后期曾经历过 “再造”。韩占刚 《 〈金莲正宗记〉 的成书与修订——兼论其与 〈七真仙传〉 之间的叙事互补》 (《老子学刊》 2023 年第 1 期)对成书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何人、 何时、 为何做了 “再造”, 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以往的研究更多从心性思想角度强调全真道创新性的一面, 而它与传统的联系并不限于思想层面, 在科仪、 教育等诸多实践方面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重新审视全真道思想、 实践的创新性与传承性, 值得进一步思考。构建更为全面的全真图像史料库, 打通宗教与艺术、 艺术与历史的壁垒, 将成为新的学科增长点。

突破 “内卷化”, 相关研究领域有待加强。例如, 全真宗派研究, 文本考辨是前提和基础。对于一些存有争议的文本, 需持审慎态度。李大华 《论华南全真道教的宗派关系》 (《宗教学研究》 2017 年第 4 期) 提出要突破利用派字谱研究全真宗派传承发展的思路。如何推动全真宗派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创新, 在各地纷出的派字谱系基础上得出一些更为宏观的认识? 制度建设是包括全真道在内的任何社会组织传承发展的重要保障。全真教制的内涵与外延在不同历史时期是否发生过变化? 发生过哪些变化? 有何影响? 突破对个体道士教育思想、 方法研究的框架, 如何从整体上认识全真道的人才培养及其历史贡献? 凡此种种, 都有待学界的合力推进和纵贯考虑。西方学者所热衷的 “全真认同” 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自我构建与他者构建互动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 “认同” 内涵与外延发生了哪些变化? 更重要的是, 中国宗教与西方宗教最大的不同就是出世情系入世、 此世与彼世贯通渗透。这就是中国宗教 “教化”意义之所在。全真道创立后, 通过积极入世的方式构建政治认同, 影响世俗生活, 赢得国家社会的认可。何复平 ( Mark Halperin) “ Explaining Perfection: Quanzhen and Thirteen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i” (T′oung Pao, 2018, Vol. 104) 认为墓志碑铭和纪念性文献将全真道塑造为处于外族统治期的一种汉族文化力量。内外之分的史观表明, 作者仍未能准确把握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特征。

全真道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 是道教研究领域的一门国际性 “显学”, 但仍然有长足的发展空间。例如, 避免问题意识的 “内卷化”, 打破学科壁垒, 开展整合性、 纵贯性研究; 深入思考新的学科增长点, 合力推动理论、 方法论创新; 进一步融通内外史, 深刻揭示全真道对教俗个体生命史、 国家社会教化史的意义; 总结提炼全真文化在道学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 国际汉学中的地位价值; 建立既有本土特色又兼具国际交流互鉴机制的全真学自主知识体系; 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语境中凝练优秀的全真道学文化, 发挥其时代价值和社会价值等,都有待国内外学界的共同努力。

排版、校对：嘉旭

审核：嘉禾

文章来源于“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