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学大师钱穆先生说“礼是中国文化之心”。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中国先哲希冀经由“礼治”，逐步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何为“礼仪之邦”？中国为何会走上礼治的道路？兹事体大，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 

中华之礼源远流长 

中国人礼治的理念始于3000年前的殷周之际。有鉴于商纣王腐败失德而亡国的教训，周公提出了勤政爱民的“德治”纲领，并将它转换为可操作的制度体系，从而有效地将德治思想落实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这一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史称“周公制礼作乐”。其后经孔子与七十子后学，以及孟子、荀子等人的弘扬和完善，礼乐文明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西汉以后，作为理论形态的《仪礼》《周礼》《礼记》先后被列入学官，不仅成为古代文人必读的经典，且成为历朝制礼的基础，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影响极之深远。随着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礼乐文化成为东方文明的重要特色。 

《礼记》说：“礼也者，理也。”礼就是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的社会生活规范，大到政府的典章制度，小到人际交往的规矩、个人修身养性的法则，乃至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无不在礼的范畴之中。 

儒家礼乐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几乎涉及古代社会的所有领域，略举数端如下： 

在理论层面提出礼是人类自别于禽兽的标志。孔子最早提出“鸟兽不可与同群”的命题，七十子接着展开深入讨论，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不是有没有语言能力，而是能否按照礼的要求在生活。《礼记·冠义》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曲礼》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因此圣人“为礼以教人，知自别于禽兽。”懂得“自别于禽兽”，就是有了文化自觉。 

为了唤醒人的文化自觉，儒家把礼作为文明与野蛮相区别的标志。相传孔子作《春秋》，以为万世龟鉴。儒家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儒家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道相贯通，礼就是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的体现，故在礼的设计上，处处依仿自然，使之与天道相符，由此取得形而上的根据。《礼记》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左传》说：“礼以顺天，天之道也。” 

礼是国家典制。《周礼》设计了一套理想国的官制，分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象征天地四方六合，六官各辖六十职，共计三百六十职，象征天地三百六十度。隋唐以后，这套制度成为官制的基本模式，包括民户编制、赋税法则、军政仪式、司法制度、营造法式等，如何做到合理，均在擘画之中，而且无不归在礼的名下。 

礼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准则，也是中国人高雅的生活方式。在人际交往中，通过在称谓、站位、迎送、宴饮等环节上精心设计的各种仪节，体现尊老敬长、孝亲睦邻、自谦敬人、和谐为上的理念。即使是由于空间阻隔，双方只能用书信交流时，也有特殊的礼貌用语。人们在行礼过程中体味崇高、庄重、肃穆、威武、豪迈、仁爱、和乐等多种情感。 

礼是区分东西文化的关键 

东西方文明是当今世界并行不悖的两大体系。梁启超说，两者的关键区别是，中国“重礼治”，西方“重法治”。 

西方是宗教文化，以神作为中心，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故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然而，人心本恶，人有原罪，人的灵魂只有上帝才能管束，所以要用法治作为保障。 

中国从西周开始，就已走出鬼神的阴影，懂得在“仓廪实”与“衣食足”之后，把注意力放到人类的道德成长上面，物质与精神要同步发展，并由此迈入了“人本主义”时代。认为人心本善，人的灵魂要自己管，即是用体现道德理性的礼来“修己”与“治人”，不仅要自求多福，同时要把社会管好。 

西方国家用风俗之差异来区分文化。中国幅员辽阔，各地风俗差异很大，而礼是超越各地风俗，并使方言、习俗迥异的四方之民拥有一个共同文化核心，一个大国、亿万民众、几千年来凝聚为一而不分裂，礼起了最深层的作用。 

中华文明声播海外，不是靠武力，而是靠文明的魅力。当年，海外的遣唐使、留学生到达长安时，最令他们钦羡的，是先进的礼乐制度、衣冠文物。他们将其引入本国，加以仿效，希望“进于中国”。礼乐文明对于改变这些地区的习俗，加速向文明演进，起了重要的作用。 

令人汗颜的是，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在韩国、日本保存颇多，并继续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而在本土，使用传统礼仪与雅言的人已经日渐稀少。作为民间最普遍、最隆重的婚礼、生日礼仪等，正在急剧西化;而圣诞节、情人节等正日益成为中国年轻人的重大节日，令人担忧。近年，我们提出“文化自信”，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适其时矣。 

让中华礼仪之邦再度发皇 

有人说，行中华礼仪就是企图复古。此说不可取。谁能让社会回到西周时代去?别说西周，就是回到清代也做不到。其实，古代儒家也主张与时俱进，《礼记》说：“礼，时为大。”与时偕行、随时损益，正是中华礼仪文化的重要特征。 

在现实生活中保留一些历史文化传统，并非坏事。举例说，现代奥运会的采集圣火仪式，就是古希腊时代被保留下来的，成为今人了解古希腊文明的珍贵史料。 

再如中国春秋时代流行的“乡射礼”，是一项非常正规的射箭比赛，有长度固定的射道、严格的比赛规则，比赛规程完整地记录在《仪礼》一书中。意味深长的是，中国先哲将它改造成“文射”，不仅要求射手命中靶心，而且要求外体直、内志正，气要下沉;发射的动作合于音乐节奏;与对手步步为礼，正确对待失败，“发而不中，反求诸己”等，强调身心与体魄和谐发展。这与早期奥林匹克运动片面强调体魄强健的理念判然有别，具有鲜明的东方文明特色。诸如此类，古代礼仪文化中还有很多，等待人们去发掘。 

孔子说“富而好礼”，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司马迁说“君子富，好行其德”。改革开放以来，中华传统礼仪由衰而兴，表明了古代贤哲所论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今天，重提中华之礼，恰恰是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于塑造当今国人内在精神的意义。 

时下社会上有所谓名媛课程，还有人让孩子上价格不菲的西方礼仪课程，鄙见，切切不可提倡。西方礼仪，是上流社会的交际手段，注重的是形体动作，如微笑露几颗牙齿、鞠躬弯腰前倾多少度、握手时停留几秒钟之类，与中华的修身进德之礼，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历程中，中华之礼逐渐体系化且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基因，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维护社会安定祥和、提升民众文化素质、塑造民族形象和提升民族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务之急是为青少年学生和社会制定一套既与优秀传统接轨、又体现时代特色的礼仪，在全国推广，唤醒民众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激活长期蕴藉于民间的家国热情。个人少些戾气，社会就多些和谐。 

彭林，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彭林 供图

　　著名史学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导，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礼学研究中心主任，北师大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学术研究部部长，允中文史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委员会历史组成员。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尤其注重对儒家经典《周礼》《仪礼》以及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研究。近年结合郭店楚简研究战国时代的礼学，已发表论文十余篇，即将结集出版。著有《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中国古代礼仪文明》《古代朝鲜礼学丛稿》等。点校的文献有《观堂集林》《礼经释例》《仪礼注疏》等，已在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太庙祭祀文化研究》；担任科技部“十五”重点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子课题“礼制起源研究”课题组组长、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儒藏》的编撰与研究”中“礼学典籍整理”的负责人。在清华大学讲授开设的课程有“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中国古代礼仪文明”“青铜器研究初阶”“甲骨文与古代中国文明”“中国通史——先秦两汉部分”（以上为本科生课程）；“先秦两汉文献研读”（硕士生课程）；“中国古代礼学思想研究”（博士生课程）；其中“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获教育部首批“国家精品课程”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