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重返“精神公园”

今日盛会,场面宏大,实出意表。坦率地说,我并未做专门的准备——即便有所准备,在如此场合分享,仍是一场关于“会讲”能力的考验。

我与湖南的缘分始于1989年。此前,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与上海市宗教事务局于1985年委托复旦大学哲学系,开办了国内首个培养全国宗教干部的专修科,我有幸担任三期班主任。当时除台湾省外,全国各省市均有学员派来。这段经历,使我有机会与来自各地的宗教工作干部深入交流,也为我后来对宗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思考,提供了切实的经验基础。

1988年,我赴青岛参加一场全国传统气功理论研讨会。原本会议计划规模不过150人,孰料消息传出,各家各派掌门人闻风而至,最终竟成500人之大会——若以武侠小说笔法形容,直可称为“青岛论气”。当时佛道组的召集人,便是吴立民先生与我。会间,吴老向我提及,湖南正推进“禅宗祖庭参访网络工程”,邀我前往考察。于是,1989年春,我便带了6位来自各地的宗教干部专修科学员,踏上了赴湘考察的行程。

考察第一天,湖南《新闻图片报》记者便来采访。那篇采访,《禅》杂志创刊号曾予以转载,标题叫作《走进精神公园》。正是在那次访谈中,我提出宗教对社会的作用,恰如“精神公园”——世俗生活需要公园以作调剂,我们的精神生活亦需一片栖息之地。

“公园”之喻,源于一场讨论。当时上海最繁华的南京东路上,有一家大型新华书店。改革浪潮涌起,引进外资、发展商业成为主旋律,便有人提议将这家书店迁走,腾出空间作商业开发。此议一出,文化界人士大为焦急,纷纷疾呼“此书店不可迁”,报纸更开辟专栏,讨论“南京东路要不要保留新华书店”。曾任黄浦区区长陈良宇态度颇为强势,直言“要是我,早就把它迁走了”。我在课堂曾调侃道:若唯商业价值论,何不将人民公园也改为商业用地?前门开肯德基,花园里养鸡,经济收益岂不远胜于一座公园?这当然是讽刺之语。大城市岂能没有公园?如今上海的绿化率已接近百分之四十,但在当年,这一比例尚低。由是想到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们的精神生活里,要不要有宗教?宗教究竟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宗教?

这其实是整个80年代,宗教界领袖如赵朴初先生、学术界同仁以及政府部门共同思考的核心问题:宗教的性质、功能,及其历史与社会作用。那是一段思想激荡、讨论热烈的岁月。我至今怀念80年代,怀念那个中国社会的“黄金十年”,有时不禁会想:那样的日子,还会有吗?赵朴初先生在全国政协有过一次重要讲话,其中引用了我发表在《学术月刊》上的观点,文章题为《研究不仅仅只是批判》。承蒙赵朴老引用,我的一些思考,得以借由他的讲话获得更广泛的传播。

也是在那个时期,我与时任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吴立民先生先在青岛相聚,后又在湖南重逢,我们曾深入聊到一个关键话题:不同宗教传入中国的方式,截然不同。吴老有一个精辟的概括:基督教是列强以洋枪洋炮“打进来”的——此说虽稍显偏颇,毕竟基督教入华实有四次:唐代景教、元代也里可温教、晚明利玛窦带来的天主教,以及近代伴随列强入侵而来的新教;伊斯兰教则是伴随西域雇佣兵与商业活动“买进来”的;唯独佛教,是中国皇帝主动“请进来”的。后来吴立民先生在全国政协作报告时,也郑重提及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对佛教多一份包容与理解。

90年代初,赵朴初先生曾专门派人到复旦大学哲学系找我,希望我协助研究“黑格尔对佛教的态度”。为何要研究这一课题?原来,赵朴老此前曾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尝到了“引用经典”的甜头。恩格斯有一位研究佛教的德国友人,也是他与马克思的共同朋友,此人将自己新著的《佛教史》第一卷送给马恩二人。恩格斯在一篇文章中提及:“人类的辩证思维,只有到了比较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比如在古希腊辩证法和佛教徒那里。”赵朴老当时便拿着这句话在高层讲话,希望以此争取对佛教的宽容态度。

那么,为何又要研究黑格尔呢?因为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倘若黑格尔对佛教评价甚高,那么党对佛教的态度,便也有了更坚实的理论依据。我当时即表示,这一思路恐怕有违哲学史常识。因为黑格尔对东方思想其实颇为轻蔑,他认为东方思想尚处于“人类的童年时代”“蒙昧状态”,远未成熟。与其引用黑格尔,不如直接引用毛泽东青年时代对佛教的好感。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曾提及,他早年与母亲都信仰佛教,还在湖南密印寺遇到一位高僧,这位高僧竟对他和几位同学的未来做过惊人的预言。用这样的例子,效果或许会更好。

赵朴老欲借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的论述为佛教“正名”,这件事也引发了我更深层的思考:我们确实需要阐释佛教的价值,但更要紧的,是立足中国自身的实际。这便回到了今日讨论的主题——“佛教中国化”。其实,早在80年代,我们就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过长期的讨论。什么是“中国化”?若以中国哲学的“体用关系”来审视,“化中国”是体,“中国化”是用。体用关系,绝不可颠倒。

一、为何“请”佛而来:中国文化的精神缺口

中国为何要主动“请”佛教进来?其根本目的,在于提升中国人民的思想觉悟与精神境界。这就必须先理清一个问题: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已有本土的宗教与哲学,为何还要引入一种外来宗教?其根源在于,本土的思想体系存在一个深刻的精神缺口。

中国人很早便有“上帝”与“天”的信仰,“天”是当时的至上存在。可既然已经有了“天”,为何仍需佛教?这说明本土的“天”并未发展出西方一神教那样绝对至上的人格神,其内涵复杂而多层次,至少有四重含义。

第一层是“自然之天”。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我们在哲学讨论中,有时甚至将孔子思想中的这一面向归为“朴素唯物主义”。第二层是“主宰之天”,即“帝”或“上帝”,具有意志与主宰的力量。第三层是“命运之天”,指冥冥之中不可抗拒的必然规律。第四层是“义理之天”,或称“道德之天”,这是孔孟之后儒家所发展出的最核心的概念。

中国文化中最精彩、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便是“以德配天”。其要义是:人间的统治者只有具备道德、推行德治与仁政,才配拥有“天命”;倘若暴虐无道,“天命”便会转移。这便是“革命”一词的本义——革除失德者所受之天命。“革命”一词最早就出自儒家“义理之天”的理念,蕴含着深刻的道德批判精神。

中国本土宗教带有强烈的伦理性与道德化特质。儒家的“圣人体系”“道统体系”便是明证: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人物既是执政者,又是教化者,政统与道统合一。直至孔孟时代,道统、政统、学统才开始“三足鼎立”。这其实是中国最早的“三权分立”雏形:政统仍是人间统治者,即“人王”;学统由孔子承担,他诠释道统,另立旗帜,成为“素王”;而宗教维度的“法王”,则是由后来佛教等宗教所补充的。我曾提出“三王主义”——人王、法王、素王三足鼎立,唯有如此,才能构建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

然而,孔子思想聚焦于人伦日用,他有句名言:“不知生,焉知死?不知人,焉知天?”这种思想充满人文主义的光辉,却也在相当程度上搁置了对超越界的形而上追求,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但“存而不论”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总有人要去探讨“六合之外”的问题,道家便承担了这一角色,专门论述形而上的“道”。然而,即便是道家,对于每一个人都会追问的“灵魂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也语焉不详;对于天堂地狱等形而上的终极问题,更是缺乏系统的回答。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佛教传入了。佛教以其精密的逻辑闭环,一举解决了这三大理论难题。“我是谁?”——我们是“五蕴聚合”的暂时存在,并无一个固定不变的自我实体。“我从哪里来?”——从“无明”而来,因无明而造业,因业力而轮回。“我到哪里去?”——要“转无明为明”,证悟实相,最终解脱。这套理论一经传入,便迅速赢得了中国人的认同。中国之所以需要佛教,核心便在于它解决了“终极存在”的问题,完美地回应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根本追问,既深化了中国的哲学思想,又满足了民众的宗教需求。

由此回到“体用关系”:化中国是体,中国化是用。那么,“用”该如何施展呢?

二、三位大师,三重课题: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脉络

刚才卓新平教授提到,最早提出佛教中国化方向的,是佛教传入中国四百年后的道安法师。纵观中国佛教两千年的历史,有三位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们分别解决了中国佛教发展的三大核心课题。

第一位是东晋的道安大师。当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前秦的苻坚,曾两次发兵攻打襄阳:第一次铩羽而归,第二次终于攻克。班师回长安途中,苻坚颇为得意,声称自己发兵数十万,最珍贵的“战利品”乃是“一个半人才”——一个人才是“弥天释道安”,半个人才是“四海习凿齿”。道安大师真正解决了“佛教中国化”的奠基性问题:中国佛教的经典解释体系、六时行道的修行仪轨,以及日常僧团规章制度,都是由他制定的。他有句名言,卓新平教授方才也引用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不过,这句话有其特定的历史前提与语境,完整的表述是“今遭凶年——也就是兵荒马乱的年代——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他的核心主张是“教法之体,宜令广布”,即要让佛法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就必须走中国化的道路。

在兵荒马乱的北方,要传播佛法,确实需要与统治者保持良好关系。但道安大师后来还是让大批弟子南下避祸——因为当时北方的统治者实在“又坏又蠢”,弟子们留在那里,只会受战乱波及。临别之际,道安大师对每位弟子都有勉励之词,唯独对慧远不发一言。慧远有些委屈,问道:您对师兄弟们都有叮嘱,为何对我默然无语?道安大师看着他说:如果大家都像你一样,我还有什么好嘱咐的?其对慧远的器重与信任,于此可见一斑。

后来,慧远到了庐山,三十年间不出“虎溪”一步,更提出了“沙门不敬王者”的著名主张。80年代,我在北京广济寺曾与当时《法音》杂志主编净慧老和尚讨论此事。我说,不能只讲“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应当将它与“沙门不敬王者”结合起来看,两句合观,意义才完整。净慧老和尚当时没有直接回答我,过了约半小时,他不经意间跟我聊起赵朴初先生,说道:我很钦佩赵朴老,我是他创办的佛学院的学生。他接着讲了一件事:当时中国佛教协会准备下发一份文件,要求“佛教徒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可中国佛教协会是由和尚、尼姑、居士组成的群众性团体,让这样一个团体像执政党一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总觉得有些别扭。于是便请赵朴初先生定夺。赵朴老拿起铅笔,只改了两个字——把“坚持”改成了“不违背”,变成“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

我听了之后,极为叹服,拍案叫绝:“改得好!”这背后所体现的,正是佛教的辩证法与政治智慧,也就是佛教所讲的“真俗不二”——“俗”是俗谛,要顺应世俗的规则;“真”是真谛,即佛教的最高真理,它既不违背世俗的真理,又高于世俗的真理。这便是“真俗不二、体用无间”。从这一件事中,我们可以真切地学到佛教中国化的核心智慧。它绝非无原则的妥协,而是在坚守根本的同时,寻求最善巧的入世路径。

第二位关键人物是唐代的六祖惠能大师,他解决了“佛教大众化”的课题。当时佛教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是从印度取经归来的玄奘大师。他所创立的唯识宗,以其精密的逻辑与庞大的体系,将佛教义学推向了顶峰。可为何后来惠能大师的禅宗能够“取而代之”,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原因在于,玄奘大师的唯识宗终究偏向于“经院哲学”,其繁复的名相与严密的论证,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难免脱节。而惠能大师使佛学“接上了地气”,将其扎根到中国社会最深厚的土壤之中。他解决了“佛教如何从高不可攀走向平民化”这一关键问题,让佛法智慧流入寻常百姓家。

第三位关键人物,是近代的太虚大师,他所面对和解决的,是“佛教现代化”的课题。太虚大师与欧阳竟无居士的共同老师,正是刚才卓新平教授提到的杨文会先生。杨文会可谓中国佛教界“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他刻经、办学、广交中外学人,为近代佛教的复兴奠定了思想与人才基础。太虚大师承其志业,面对时代巨变,提出了“人间佛教”的思想,力图使佛教从注重经忏、度亡的旧模式中走出,转而关注现实人生,服务社会大众,这至今仍是我们前行的大方向。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佛教中国化尚未完成”。道安大师在一千七百年前,便已解决了中国化的核心问题;惠能大师与太虚大师,则在不同时代分别回应了大众化与现代化的挑战。我们今天的使命,是承接他们的事业,继续思考:如何让佛法的智慧,在当今中国冲破种种有形无形的障碍,融入社会运行,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精神滋养——恰如我们需要公园来丰富世俗生活一样,我们同样需要佛教来滋润精神生活。

三、从“因陀罗网”到“善知识经济”:人间佛教的当代实践

我这个人,算得上是个“书呆子”,比较理想主义,有时候会提出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想法。但转念一想,人总是要有点理想的,万一实现了呢?方才妙华法师提出如何让人间佛教落地,我们便权且将此当作“命题作文”来思考:如何推动佛教中国化?如何让人间佛教真正落地?关键是要有切实可行、具备操作性的思路。前人有言,“有佛法就有办法”,我再补充半句——“有思路才有出路”。

这让我想起二十六年前的一段往事。1999年2月,我到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中心访问,当时中心的主任是杨曾文教授,副主任是方广錩教授。我向他们提出,要在国际互联网上打造中国佛教自己的“自主平台”——就像开“国产车”一样,必须掌握传播的主动权。这一想法得到了他们的认同,大家当即决定联系清华、北大的学者一起开会讨论。会议主题定下后,我连夜起草主旨发言。在招待所里,我将台式电脑放在床上,自己坐在地板上写报告,一直写到凌晨三点多才打印出来。那是真正为解决问题而开的会,没有任何形式主义的东西。赵朴初先生得知此事后颇为支持,还指示要在北京最好的饭庄招待我们。

第二天,我到北京医院看望赵朴老,向他汇报会议精神。赵朴老谦称自己不懂“互联网”,我便解释道,这其实就相当于佛教里讲的“因陀罗网”。他一听,当即拊掌大笑,脱口说出“千灯互照,光光交彻”八个字。这个典故出自华严宗法藏大师为武则天讲解《华严经》时的教学演示。法藏大师以“十玄门”阐释华严宗的哲学基础,“因陀罗网境界门”是其中第七个玄门。他为了强化教学效果,在皇宫里点起一千盏灯,又在四面八方和上下各置镜子,营造出满天繁星、光光相映的壮丽景象,以此直观地阐释宇宙万法“普遍联系”的深刻哲理。

赵朴老听完我的汇报后,问我是否要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推进这项工作。我回答说“不用”。因为互联网最大的特点,便是去中心化,它没有“网中央”,不需要成立任何层级化的组织,大家各尽其职、各展所长便好。

之后一天,我到北京安虎生先生的慧思德公司考察。安虎生比我小十岁,后来不幸因高血压英年早逝,令人痛惜。席间,他对我“从因特网到因陀罗网”的提法很感兴趣,让我也为他们公司提一句理念。当时,复旦大学杨福家校长正在大力倡导“知识经济”,但我总觉得,光有知识、光有经济,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一个“善”的内核。于是我引用了佛教的“善知识”概念——“善知识”是指引导人走向真理的良师益友,再用拆字法将“善”与“知识经济”结合,提出了“从知识经济到善知识经济”的理念。

我希望在新世纪,佛教能发展出两条可操作的具体路径:其一,借助高科技,让佛教冲破思想层面与制度层面的种种束缚;其二,借助善知识经济,为佛教打造雄厚的社会基础。正是基于这两条思路,在世纪之交时,中国宗教学会召开年会,讨论新世纪宗教的发展方向,我也应一些媒体邀请,发表了关于新世纪宗教发展趋势的看法。现在回头审视,有些想法确实是书生之见,但也有一些,如今看来还算是有些先见之明。特别是针对当前佛门中一些大人物“下马”、引发社会震荡的情况,我当时提出的一些观点,至今仍然值得深思。

在互联网时代,中世纪以来那种金字塔式的、层级森严的庞大行政化宗教组织,恐怕已经难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了。未来的方向其实很明确:在思想传播层面,借助互联网实现跨时空的普世传播;在宗教组织层面,则要走小型化、社区化的路线。这是我和同道们这些年反复思考后形成的一个基本判断。

四、“一和三心六通”:人间佛教落地的行动框架

结合这些年的思考,我将对未来佛教发展的构想,用便于记忆的形式总结出来,称之为“一和三心六通”。

一和,是指要超越政界、教界、学界的单一立场,站在全人类的共同立场上来思考问题。当今世界最需要、最能整合各方诉求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是和谐,是和平。这是当今时代最珍贵、也最稀缺的东西,应当成为我们一切思考的出发点。

2005年,中国佛教协会在三亚筹备世界佛教论坛,次年初又在北京为论坛主题进行论证。我当时便提出,当代佛教的发展,一定要做到“和而不同”。所谓“大胡子”——指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光头”——指佛教,并非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完全可以成为合作伙伴。基于这一思路,“大胡子”和“光头”的共同目标,便是“和谐”。因此,论坛主题的上半句,要旗帜鲜明地突出“和谐”;下半句,则要用佛教思想来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与立场。而这个立场,必须是南北传佛教、大小乘佛教所共同认可的,没有争议的,那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三心,是具体的实践纲领。论坛在中国举办,中国主流的佛教是汉传佛教,属于大乘佛教的范畴。因此,要借用《维摩诘经》中“心净国土净”的核心理念,提出“和谐世界,从心开始”的三条落实路径:第一,“心净国土净”,以此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应对生态危机;第二,“心安众生安”,以此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公平正义;第三,“心平天下平”,以此追求世界大同与人类共同的进步。

六通,是具体落地的操作方案。我借鉴了中医“不通则痛,通则不痛”的智慧,针对当前佛教发展中所面临的种种“围墙困境”,提出从六个方面实现“贯通”。第一,要解决佛教自身的定位问题。佛教界必须树立理论、道路、制度、文化的“四个自信”,强化主体意识。要深刻地认识到:不仅要解决好佛教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更要筑牢信仰的合法性根基。倘若做不到这一点,佛教存在的根本意义就会丧失,其根基也将轰然倒塌。第二,要拓展认知的边界,把过去那种狭隘的“僧团意识”,升级为适应新时代的“教团意识”。早在80年代,我就经常在广济寺和佛教界的几位前辈讨论,要大力强化佛教的“教团意识”,明确佛教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定位,更积极地发挥其社会功能。直到今天,我仍坚持这一观点:不解决这个问题,对国家未来的发展也会产生影响。

第三,要理顺政、教、学“三界”的关系。我很早就跟吴立民先生说过:吴老,我们的使命,就是“消灭”我们自己。您在共产党内是正厅级高干,在佛教界是东密的传承者,在学界又是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这种“三位一体”的身份,是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特殊人格。我们的使命,正是要回归各自的本位。哪怕路见不平,发一点声音,最终还是要回归大学,做好学术工作。这是特殊时代的产物。政界、教界、学界各有主业,各有特点,要尊重各方的主体性,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切不可用政界的标准去统一宗教界和学界,也不能用宗教界的标准去干预政治或学术,要尊重各自的规律与特性。

第四,要实现宗教传播的“三根普被”,也就是既要能接引社会精英进入佛门,也要能贴近普通大众,绝不能与基层民众相脱节。(此处发言被提醒时间超了,略去部分内容)

第五,要大力推动宗教对话,让佛教稳步走向世界。我们在世纪之交预言新世纪宗教发展时便提到,佛教对人类未来负有极其重要的使命与责任。当今世界最不太平的地方,往往是三大一神教的交汇区域,战争的策源地与政治冲突的热点,也多集中于此。唯有主张和谐、倡导觉悟的佛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因宗教冲突所引发的政治矛盾乃至战争风险。因此,佛教对世界和平、对人类未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能够拯救地球的,恐怕唯有佛教。人间佛教,就必须要有这样宏大的使命感。

结语:以思路开辟出路

最后,再次引用吴立民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总结:“佛教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现时代,它是维护中国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在未来,它是人类走向和谐文明的必由之路。”

我们当以此共勉:借高科技冲破发展的藩篱,凭善知识经济巩固社会的根基,以“一和三心六通”为行动框架,有思路,才有出路。让佛法智慧真正落地,成为滋润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源头活水。

谢谢大家。

讲于长沙洗心讲坛第23期,2025年10月8日

排版、校对:嘉旭

审核:

文章来源于公众号“默雷涌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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