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先生：贤人与乡贤文化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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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五一期间，楼老莅临江南书院，参加江南书院乡贤文化与当代教育学术会讲暨江南书院国学研究院落成仪式，受聘为江南书院永远荣誉院长、江南书院国学研究院永远荣誉院长。

（下文是楼宇烈先生在江南书院国学研究院成立仪式上的讲话。）

大家好！非常感谢今天我能受聘担任江南书院名誉院长。江南书院是一个公益的组织，但它担当起了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伟大使命。江南书院国学研究院深入研究传统文化和乡贤文化，让传统文化在民族中间更广泛地传播继承和发扬。

中国的文化以“成圣成贤”为（个人的）最高理想，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贤人呢？哀公问孔子：“人可以分为几类？”孔子曰：“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第一是庸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普通人；第二类是士人，就是读书人；第三类是君子，第四类是贤人，第五类是大圣人。“所谓贤人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贤者也。”所以贤人有非常明确的标准，我想这个标准也是我们今天做一个乡贤的标准，我希望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崇高的理想，让我们的乡贤文化得以发展，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最后我祝愿江南书院和江南书院国学研究院在未来取得更大的成就！

（以下是楼老在江南书院乡贤文化与当代教育学术会讲上的发言。）

感谢江南书院这么一个环境优美、富有公益情怀的场所，让我能与大家进行交流，看到这样的那么多年轻人来关心传统文化，内心非常激动，让我感觉到我们中华文化有了强大的自信心，能够传承和发扬下去。杨老师定下的命题——“乡贤文化”，其实，谈到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是一种做人的学问，我们知识再多，不懂做人的道理，不能说是一个有知识的人、有文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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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爱·爱人·自爱

儒家是把具有“仁”和“智”作为圣人的标志，“既仁且知”就是君子。那么“仁”和“智”是什么？其中的解释很多，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对“仁”的解释是最深刻的，在我们先秦著作《荀子》里（乃荀卿所作，荀卿是战国末年的大思想家，我们常称他为“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当然可能是后人编的，但编得很有意思。就说有一天，孔子在屋子里休息，子路进来，孔子问了两个问题：“何谓仁？何谓智？”子路回答说：“仁者被人爱，智者被人知”。就是说仁者会受到别人的爱戴，智者让人所认识。孔子评价说：“可谓士矣。”你可以称为读书人了。后来子路出，子贡进，孔子又问“何谓仁？何谓智？”子贡回答说：“仁者爱人，智者知人”。仁者爱人，智者知道、认识和尊重他人。孔子说：“可谓士君子矣”，你可以称为读书人中的君子，也就是说子贡在道德实践的方面高于子路。一会儿子贡出去了，颜渊进来，孔子还问这个问题：“何谓仁？何谓智？”颜渊回答曰：“仁者自爱，智者自知”，孔子听后非常高兴，大加赞赏，说：“可谓明君子矣。”不是一般的君子了，而是“明君子”，顾名思义，指明白、通透的君子。

那么，在三个回答中：被人爱、爱人、自爱自知。其实这三种意思都包括其中，但确确实实是有不同的境界。“人贵有自知之明”，“知人容易知己难”。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只有看清自己的问题，才是真正明白通透的人。所以孔子讲：“人贵有自知之明”。人也“贵有自爱”啊，所谓自爱，就有要有自尊啊。要自爱，就是不能做不该做的事情。所以关于仁和智有三个不同的层次，三个回答中，颜渊的回答是合乎孔子理念的根本宗旨的。《论语》中“仁”“爱人”的概念有很多。我想这就是他回答颜渊问题最为明确。

克己复礼为仁

颜渊问“什么叫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管好自己，让自己的行为合乎礼。“礼”是社会公共规范，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生活在有组织的群体中间，必须遵守群体的规范，想任何问题都不能只为自己想，还应为群体想、社会想。社会是“人人为我”的，因此要做到“我为人人”，不能仅仅想自己，更应当考虑群体，一切言行举止应合乎群体的要求规矩。“克己复礼为仁”，这就是自爱！

因此，懂得自爱、爱人、才能被人爱，这是做人的根本道理。就应该从自爱做起，才能爱人，然后才能得到别人的爱。那么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其根本点立足于人的自觉和自爱。《论语》：“为人由己”，不是别人要求，是自己的，自律的才能做到。

教学为先·成圣成贤

在中国文化中，明白做人的道理是最根本的，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礼记·学记》说得非常清楚：对个人来讲，就是要人人懂得道理，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道”是什么？“为人之道”，一块精致的玉，不经过雕琢，就不能成为美丽的器件，人不学习，就不能成为君子；对于社会而言，要“化民成俗”，要引导社会构建一个良好的习俗或风气，大家沐浴这样的风气中，就知道怎样做人、怎样处事。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通过国家的教育，让人明白做人道理，让整个社会构建好的习俗和风气，教育离开了这样根本的目的，那无非只是学了些静止的知识而已，那不能够叫作圣人应该具备的“人的品格”。

人道·仁义

两千多年前，汉武帝时期有本著作，叫《淮南子》，淮南王的门客们集辑的一本书。这本书里有这么一句话，大家听听看，跟我们今天的现状是否有相似的地方，是不是值得今天的人反思：“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为知”，知晓人道是最根本的，接着讲“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为人”。大家看看切合不切合今天的现状？读到这两句话常常让我非常感慨：两千多年前的祖宗就能看到我们今天会沦落到这样的状态，我们现在小狗小猫爱得不得了，至于人怎么样就可以不管了，为了小狗小猫打伤人，甚至杀死人都有！

所以我们做人，我们的教育、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所以，中国文化的重点，在于人类要认识自己的身份，特别是儒家的文化，首先强调，做人要跟动物区别开来，就是最基本的，不要像禽兽一样，更不能连禽兽都不如，但人和动物有多少差异呢？孟子讲“几希也 ”，就只是一点点区别。

那“一点点”在什么地方？荀子给我们点出来了，荀子把我们天地之间的万物分成四大类：第一类，是水火，水火有气而无生，一过气就没生命气象；第二类，是草木，草木是有气有知而无声，尤其有气而无声，但没有知，知是知觉，情感；第三类禽兽，是有气有声而无义，仁义的义。第四类，人类是私有，固最为天下贵也。人之贵，就贵在他的“义。所以禽兽是有情而无义，人是有情而有义的。什么叫义？《孟子》讲，“仁者，人心也；义者，人路也”。义就是人走的路，路需要辨别清楚，也就是知道应该走什么路、不该走什么路、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不该走。

做人，碰到利的时候，要考虑“利”该不该得，是正当还是不正当的“利”。我们不能够见利忘义，而应该见利思义，或者甚至于要以义为利。这才是人啊。人跟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能分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重的、什么轻的、什么是急的、什么是缓的、做事分轻重缓急。当国家面临危机，我们可能就应舍身取义。义字当头，这才是人，丢弃了义，就不是人了。所以古人对人跟禽兽的区别，就只有这么一点，这一点就是“义”。

那么在今天，我们不仅要跟动物区分开来，特别是我们有条件，受到好的教育的读书人，应该更有志向，不要只做一般的普通人，而应更进一步，想到自己能不能够起社会的榜样作用、表率作用、引导作用。因此要成圣成贤。作为士，一个读书人，应当有这样的理想和目标，因为一个社会的精英，有责任做一个社会的引领者，起一个导向作用，成一个贤人圣人。

什么叫贤人？过去我们笼统地讲“圣贤圣贤”，圣人是“大”圣人，是通脱的，明白了天道、地道、人道。圣人是极少数的，而我们一般的人成贤却是可以的。

乡贤·四标准

过去乡间有“乡贤”，乡贤是地方的榜样和表率。城市里有“贤达”，二者都是社会的模范榜样。

贤人应该具备怎样的品德呢？《荀子》有记载，鲁哀公问孔子，“人，大约可以分为几种状态？孔子回答，“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第一类就是庸人，庸就是庸常的意思、普通人。第二类为士，是受过教育的读书人，比普通人受更多的教育，比如子路；第三类是君子，君子是历史上开始具有身份地位的差异，后来更着重于品德的差异，君子与小人相对举，君子品德高尚，是能践行道德的人；第四类是贤人，有明确的要求；第五类是大圣。

贤人的标准，孔子总结了是四个方面。前二者是从德行方面而言，后来两条德行结合了实际利益来讲。

第一条“所谓贤人者，行中规绳”，河南方言里，念“中”。贤人的行为是中规中矩的，达到一种人们可以学习的标准。但这不是做作出来的，是自然而然的，所以说“行中规绳”“而不伤于本”不违背本性，是本性的流露。

第二条是“言”，“言作于人而不伤于身”，言论可以为大家所学习和效法，但也不是做作故意的，故不伤于身。要求我们做得要恰如其分，言行中规中矩可以为大家效仿。“不苟且为之”，《荀子·不苟》中提到，“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听着很有道理，可不是那样。第三句“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所以做到恰如其分才是最重要的。

“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荀子·不苟》）

公曰:“何谓贤人?” 孔子曰：“所谓贤人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孔子家语·五仪》

最后两条，是过去乡贤们经常做的。是对自己的要求。

第三条，“富有天下而不怨财”，财富很多，但不让人产生怨恨，是合理合法的作为。财产要来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正正当当。

第四条，“布施天下而不避贫”，把所有财产拿出来奉献社会，但不会觉得贫穷。古代乡贤就是这样做的，办学、开仓、修桥、补路，这样的公益事业，这就是贤人，孔子对此有非常明确的四个标准，今天打造乡贤文化，大家应该明白入手的这些方向。

“富有天下而不怨财，布施天下而不避贫。”（《荀子·哀公篇》）

过去很多地方事务，都是乡贤们维持的，在传统社会里“王权不下县”，县里基本是社会自治。县衙门里没几个人，这就是乡贤们在维持地方自治和谐起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如果地方培养一批乡贤，对于维持地方和谐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贤达·三达德

过去在城镇里更多称为“贤达”。我曾经所在的一个书院，它的目标就是培养社会贤达。达是达人，不是今天年轻人网络上的达人啊。“贤达”就是“闻达”，大家都知道，名声在社会上人人皆知。贤，在要做到以上四条；而达人的“达”？大家念过《中庸》吧，《中庸》里有“达道”，“达德”的说法。什么是天下之达道，达德，《中庸》中有两处，一开始就讲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后面讲到“五常”。还有“智仁勇”三达德。

要做到“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是中国文化实践的原则，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要以“中”为标准，无过无不及，才能达到“和”，不是孤立的、单向的。什么是“和”？“和”至少是两个不同的方面协调之后的结果。做到达人不能只顾一面，要思考怎么才能做到让社会、让人际关系达到“和”的状态。

好学近乎知：

《中庸》的“知仁勇”和一般的智仁勇还不太一样。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实践的。《中庸》讲，“好学近乎知”，不断努力的学习，人，活一辈子就要学一辈子，没有止境。只要这样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冰”，第一句话“学不可以已”。所谓“智者”就是好学，不停地学。

当然，学也讲究方法，不能死学，要活学，更要活用。我们要活读书，读活书，才能读书活，如果我们死读书，读死书，那一定是读书死的。什么叫“活书”“死书”，书本上是死的，生活、社会就是一本活书，除了读书本的书，更应当读社会生活的书。这才能做到真正地好学。

力行近乎仁：

中庸对“仁”的解释与刚才所说“自爱，爱人”等内容都不一样，《中庸》说“力行近乎仁”，要去践行，才是“仁”的品德。“仁”的概念非常丰富，不是简单的爱人就能概括，既包括自爱也包括力行。只说不做不能说是仁人君子，君子不仅要说，更要去做。

知耻近乎勇：

关于“勇”更值得我们思考，因为我们提到勇，就觉得是勇敢而已。《中庸》，“知耻近乎勇”，知即自知，要有羞耻心，要懂得做的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不对的要羞耻，要改正，羞耻心十分重要。知耻而改过才是真正的勇气。不懂得羞耻，不会去改过，“无耻之耻，是耻也”。无耻之徒是不懂得羞耻的。

所以，《中庸》的三达德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光讲“三达德”还不够，特别是“力行近乎仁”，仁不仅是种道德，仁更是一个践行，要懂得什么是达道、达德。因此，做社会的贤达是不容易的。在今天来讲，“乡贤”“贤达”，都是我们今天社会热切盼望涌现出来的人物，来引领社会，造福社会，维持社会和谐。

儒释道三教合一

讲到中国文化，我们也不能把眼光停留在儒学这一个方面。从中国历史讲，我们的本土文化，最后汇聚成了儒道两家，但儒道也不是完全原初的儒道，都有很大的发展，儒家孔子以后还有孟子、荀子。特别是战国后的荀子，对我们后世的社会实践中的儒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从思想史角度来讲，荀子是先秦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荀子已经把儒、道、法、墨、阴阳初步融会在一起了。因此他的思想对于汉以后的思想发展有很大影响，特别在社会的实践方面影响更大。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近代一位思想家谭嗣同概括思想文化用了那么两句话：“二千年之政，秦政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概括这两句话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集中力量去批判秦政、批判荀学，因为他看到两千年来的专制集权制度就从秦始皇开始，他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君主专制制。从事实上而言，他的概括是对的。因为我们今天还是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秦以后不再是封建社会，是对夏商周三代以来制度的分水岭。今天的现行政治系统也还是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两千年之学，荀学也”，对不对呢？我觉得也是对的。因为除了儒学，就是我们的政治制度，我们的社会伦理关系，我们的言行举止规范，这些生活中最实际的东西都是按照儒学的理念构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处于一个主干的位置，对于一个最现实的生活层面来讲。

至于精神生活方面，道家占据了重要位置；后面佛教进来，也占据了重要位置。所以儒释道形成了三个不可分的文化组合，这个组合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结构。所以谭嗣同讲的也是从社会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制度、伦理、行为、规范这几个层面来讲。荀子提倡“礼法并重，王霸兼到”，秦汉以后，世世代代都是刑德兼用，没有说纯粹用礼来治国，都是礼法兼用。荀子提出“隆礼重罚，隆礼尊贤而王，重罚爱民而霸”，我们不仅要讲王道，还要讲霸道，国家才能强大，所以《荀子》有《强国》、有《富国》篇。所以荀子对中国历史有很大影响。他提出这条是有道理的，但是他是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但总体来讲，人在现实生活中总要有精神的需求，不是单纯的伦理关系就能解决的，还有种种境界的追求、情感的寄托等方面，所以道和佛也在这些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佛教从公元之际、两汉之际传入中国，逐步与中国本土的儒道相结合，成了中国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到唐代基本定型，其中有一个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标志性事件，那就是唐玄宗时，他亲自选了三本书注解——《孝经》《道德经》《金刚经》，正好与儒道佛相对应，都是儒道佛的核心和基础。从此以后，中国读书人没有不是贯通三教的。

理学家重新复兴儒学，但是他们很多思想也受到佛道的影响。宋明的理学家受到佛教的影响很深，以至于到朱熹担心程门弟子会走入佛门。自从隋唐以来，主体文化的三教是相互匹配的，“以儒治士；以道治身；以佛治心”，而且是相互借鉴、相互吸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于中国文化从来都是包容的，没有立于一尊的想法，所以三教仍各自保持了自己的独特性，主体性。所以尽管三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各自还是你是你，我是我。

除了三教之外，在中国整个传统文化中，这种开放包容的传统一直延续不断。很多西方文化传入中国，都是被接纳的。基督教是公元6世纪末，唐代时传入中国，由于它的排他性，出现了时断时续的情况。伊斯兰教也是6世纪末7世纪初传入中国，在中国传播1300多年也未曾中断过，而且不断和中国文化相互交融结合。

所以我们要把视野打开，不管什么文化，在中国都是“以人为本”的。儒释道三教都是以人为本的：儒家的理念是成圣成贤，是人的自我超越、自我提升；道家追求成仙，仙也是人做的，是能够保持真性的人，原性返现的人；佛教追求成佛，佛就是一个觉悟者，佛教提倡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学佛绝不是求佛求菩萨，而是成佛成菩萨，佛在心中啊。中国这三教，都是以人为本的，都是人的自我提升，自我超越。

我们如果能够延续这样的文化精神，那么对于今天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越来越丢失的时代，讲它的意义就很深远。今天所处的时代，是对自己越来越缺乏信心的时代，把自己交给了数据机器，机器去管理的时代，也就是人的主体性丢失的时代。因此学习传统文化，应该去重新拾起人的主体性、独立性。为什么会丢失呢？是因为人无限制地发挥了主动性和能动性。而中国文化有要求我们应该管理好能动性，而不是无限制地发展。结果人由人自己发明的机器数据把自己管住了。这就是人的自我异化！

所以中国文化是既要保持好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又要控制好人的主动性、能动性。不要让它盲目张扬而失去了主体性和独立性。因此从这点来讲，中国文化是具有世界意义。我希望我们现代青年更多地深入传统文化，去重新认识传统文化，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让中国有文化，让人类来共享。所以文化要“走出去”，要走出去，也要走回来，有了这样的共识，有了我们自己的工作努力来构建好我们现代中国文化，那么我们一定可以为世界和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