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每到09月，都有不少声音呼吁改订教师节的日期，从现行的09月10日改到孔子诞辰纪念日（09月28日）。

笔者所熟知的不少传统文化界的前辈人士，多年来对此大声疾呼不遗余力，其理由不外乎是09月10日本身不具有历史意义，改订后既能赋予教师节以文化上的深厚底蕴、促进全社会更进一步形成尊师重道的氛围，又能使孔子诞辰日在一定程度上「被法定化」、反过来提倡社会大众认识孔子、了解儒家，再加上台湾地区及海外部分华人社群亦将孔子诞辰日设立为教师节云云。

笔者研究学习儒家还算有一些年头，然而，如果真要是把老师们的节日与孔子诞辰纪念日合一，却也不得不说一声：且慢！

笔者对于诸如「尊师重教」、「认识孔子」之类目的本身自然毫无疑义。但是，问题的核心在于，孔子，究竟是不是一位老师？

美国纽约街头的孔子像。自摄

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绝不构成一个问题。

这几十年来，我们不是一直在说，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吗？孔子不是「有教无类」，他不是教了很多学生吗？孔子不是被称为「万世师表」吗？这不都是在说，孔子就是教师这个职业在中国的鼻祖，而且因为他太杰出了，所以被称为教育家吗？

的确，孔子毕生从事的是教书育人的工作不假，可是孔子与他的弟子，跟我们今天的老师与学生相比，实在太不一样了。

比如孔子流亡国外、几经患难的时候，许多弟子不计一切地跟从孔子，还有人拿着全部的家当追随老师、生死相从（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孔子本人去世之后，四方弟子赶来奔丧，就如子女为父母服丧一般，在孔子墓周围服丧三年，其中，子贡更是服丧六年。类似的故事，在汉代、宋代、明代都十分常见。

反倒是我们今天的师生关系，多多少少，都建立在一种契约的关系之上，有的契约来自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有的契约来自于双方当事人意定的合同。能有学生在敬爱的老师去世之后献一束花、鞠三个躬，都已经十分难得了，至于孔门弟子追随孔子的状态，那更是绝然超出想像之外了。

孔子去世后，弟子们在老师的墓前服丧三年，子贡更是服丧六年。为老师服「心丧」三年，亦写在了《礼记》等经典之中，并多为后代的人们所遵循。图为曲阜孔子墓前的「子贡庐墓处」。自摄

古人常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从小到大，每当想起这句话，每当听人谈起「师道尊严」的时候，总有一个困惑。这个困惑，放到今天来说，或许颇有些「大不敬」：老师们，真的配得上我们那样的尊重吗？

我们从小学到中学，从大学到研究生，被称呼过一声「老师」的人，没有几十也有上百，有没有一位老师能担当得起那八个字？倘若「一日」的长度不够的话，「一年」就够了吗？以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尽管很多老师对我非常好，他们的言谈风范和学识人品，皆能让我感怀一辈子。但是要说到「为父」，恐怕还是差得太远了。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着与此相同的困惑。只是家长们、老师们并不会说是那八个字说错了，而是会循循善诱地跟我们讲，那只是一种比喻啦，尊师重道总是没有错的啊。

但是，在孔子那里，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时代，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并不是一个比喻。

因为孔子所讲的，是让人能够「闻道」的学问。

父母赋予了我们身体发肤，含辛茹苦地养育我们长大成人，而一位真正的老师所应该做的，则是要呵护人精神生命的觉醒和成长，让人的生命能够超越小我的种种限制而与永恒相通。「朝闻道，夕死可矣」，拜这样的老师为师，哪怕只有一天的工夫，只要自己能够闻道，也足够能宝之终身。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只有那些开启了人的精神生命的老师，才能够与给予了人们物质生命的父母相提并论，共同接受人们终身的感恩与以生命名义的实践。

「吾道一以贯之」。自摄

就像中学的课本选有韩愈的《师说》。《师说》一开篇就在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后通篇谈论的主题也都是「闻道」，诸如「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闻道有先后」云云。这篇文章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也被许多人拿来大谈特谈应该尊师重道。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里反复出现的「道」是什么？

韩愈所讲的「道」，不是规律，不是法则，不是知识，不是逻辑，也不是我们通常解释上所称呼的「道理」之类。这里的「道」，恰恰就是孔子所讲的那个「志于道」的「道」，是「吾道一以贯之」的「道」，也是「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

对于「道」，需要一个人能够用全副的生命去实践，所以在弟子一边，需要拿出全部的热情和真诚以生命的名义来学，反过来，在老师一边，同样地需要拿出全部的热情和真诚以生命的名义来教。

然而，在今天的学校内外，绝大部分老师教的，都只是客观的知识和逻辑。学这个东西，只要学生足够聪明或者下够一番力气，并不怎么需要他们有如何多的真诚灌注其中，因为知识本来就是外在于人的，根本上来讲就与一个人精神生命的成长无关。相应地，教这个东西，同样也与一个老师是否富于道德无关，只需要他技术（教学方法）娴熟就行，因为从本质上来讲，如果只是传授知识，确实没有什么理由比其它职业来的更为高尚。

这样讲，绝非贬损知识，更不是鼓吹反智。这只是在说，他们教的与孔子教的，根本上就是不一样的。他们与孔子从事的，实在是不同的事业。这二者之间，不是量的差距，而是质的悬殊。孔子所教的东西，在我们今天的小学学不到，中学学不到，念到硕士、博士，依然学不到。学校里的老师能教的，是知识，是逻辑，是一套套的学术方法，是所谓「严谨的治学态度」，教不了的，是人的生命应该往何处去安放、人怎么能安身立命、屹立不倒的学问。

孔子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人师」教学生的恰恰不是要给学生某种「位」上的好处，而是要让学生能够真正「立」起来。如明代的王阳明及其弟子讲学，专教人「发明良知」、「自尊无畏」，所至听者常常万余人。图为江苏泰州崇儒祠内的王阳明讲学像。自摄

古代人常常讲，「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这句话放在古代的语境里，是说那些能够把儒家的经典的字词章句乃都搞得很清楚的「经师」是易得的，至少是可以通过知识的不断积累阶升而成的。「人师」则不同。「人师」尽管未必在知识的占有与逻辑的思辨上更胜一筹，甚至在某些时候可能只是粗通文墨，但是他们却能够持坚守白，足以成为天下人的道德楷模。后者可以称为圣贤，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老师，而前者，却于此并不相关。

我们可以说，在中国这几千年的历史中，在无数高才多艺的「经师」和他们绚烂夺目的事业的表象之内，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师」支撑起了这个民族，在大风大浪之中让我们的民族能够屹立不倒。

前些天，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第三子钱逊逝世。我正好读到1980年两岸恢复通邮后钱穆先生给自己的儿女所写的家书，其中最令我感慨再三的，是钱先生在信中对自己的儿子谈到1949年避走香港的初心：

我对此八十年来之所学所信，亦不啻即是我之生命，我对此不得不倍加护惜。所以在三十一年前离家去国，只身避香港，此诚一不得已，否则自认我此生所学、所信全错了，我实对不起我一生之苦学，亦对不起国家、民族；良心受罪，我何能堪？（《钱穆先生书信集：为学、做人、亲情与师生情怀》）

古往今来，那些一般的老师对所教的东西，不谈信仰，也不谈爱护，更绝上升不到生命的层次。而真正的老师则不同，因为他们所学的与所教的，在撕掉那些知识与逻辑的外衣之后，归根结底，都是其个人的真生命。正因如此，他们便不能坐视自己视同生命的学问遭到任何玷污，也不可能容忍自己为了现实利益的保全而对自己的信仰有任何的降志辱身。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同时1979年中国大陆与美国建交之后，中国社科院代表团去美国访问。代表团到耶鲁大学时，美方负责接待的余英时教授当面称赞代表团团员费孝通，说曾拜读过他早年的著作。费则赶快回应「那些错误的东西不值得再提了」，余则忍不住回答「如果您不曾写过那些东西，今天也不会到这里来了」。（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

我在此并非指摘特定的学者，但是，无可回避的历史是，一大批20世纪叱咤风云的「先生」们、「大师」们，都曾经反复宣布自己的思想和作品是「错误」、是「毒草」、「应该扔到茅坑里」，却又在时代的伤痕平复后继续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继续当着自己的「先生」和「大师」。我们该信的，究竟是哪一个？

某种意义上，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他们教的那些东西，都是「假的」？因为他们自己都并不「认真」，又如何能教自己的学生、教天下人去「认真」呢。「大师」们尚且如此，那些等而下之的老师们又如何呢

很多很多年来，在历史传统流风余韵的影响之下，我们亲爱的老师们有意地或无意地披着神圣的外衣，常常以为自己真在做着与孔子同样的「育人」事业，却根本无法承受其重，似乎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承受其重。学生们呢，拿着老师教的东西，朦朦胧胧地以为能受益终生，到了人生的重大关头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岿然不动的倚靠。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

因为「传道之师」的寡少，因为没有人再能教给学生安身立命的学问，真正的「师道」已经离开中国人很远了。谈起「师道尊严」，人们买椟还珠，费尽辛苦买来的是「尊严」的木匣，扔掉的却是「师道」的明珠。

在我们能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之前，我宁愿让教师节只是教师节，孔子的生日只是孔子的生日，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两种人。

（全文完）

作者：朱颐钊先生
编辑、校对：嘉灵
审核：嘉禾 
（转载自儒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