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管平湖

文|郭宝昌

一九五八年,中华大地刮起了“大跃进”之风,那年初夏,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了一场音乐晚会,其中有个节目是古琴合奏,八位女士,八张古琴,演奏了当时最流行的主流歌曲《大跃进的歌声震山河》。做梦也没想到,这几千年的老古董也被时代“跃进”了一下子,把这当年的主流歌曲谱成古琴曲的,是查阜西先生。他是古琴界极少的可以打谱子的古琴家,还有一位就是管平湖先生,他把已成绝响的《广陵散》《胡笳十八拍》《离骚》等古曲重新打谱、整理而重生,他的功绩已无人称颂,知道他大名的人已寥寥无几。

这一场音乐晚会,我是陪同管先生一起看的,因为台上的八位女士有四位是我们“十二琴馆”走出来的:我的母亲、大姐、二姐、侄女。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与管先生接触,管先生六十二岁,我差两个月十八岁,上高中二年级。

管先生个头不高,精瘦,那种特别有精气神的瘦,一身的大儒之气,举止潇洒,谈吐幽默,为人清高,没有几个他能看得上的人。我母亲说他臭名士派,这“臭”没有贬义,是说他旧文人的习性始终不改。看着他,我充满了敬意。

台上演奏完《大跃进的歌声震山河》以后,又接着演奏了一支古曲,好像是《梅花三弄》。“弄"字虽是个很俗的动词,在这里却是当作“章”或“篇”的意思,充满了无尽的游戏感。从古琴演奏开始后不久,观众席就不太安静了,有人小声聊天,有人说笑,越来越乱哄哄的。从后面传来说话声:这是什么东西?真没劲!很显然,观众不欣赏。

管先生的脸色越来越不好,我悄悄说古琴不太适合这种场合演出吧?他两眼盯着台上也不搭话,我又说合奏这种形式也不太适合古琴。他仍不理,我不敢再说。演奏完毕,观众席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也都是礼貌性地拍两下,管先生突然站起身说先走一步,铁青着脸走了,把我一人扔在那儿。直到下一个节目开始,场子里才渐渐静下来。

我回家向母亲说这件事,母亲说他们不爱听,我还说他们不配听呢,管平湖就是一琴呆子,生那闲气!其实母亲对于能参加这样一个大型晚会的演出,还是很欣喜的。

大文化人好像都有癖好。管先生固然是个琴呆子,琴就是命,可他还有个命就是酒,嗜酒,酒量大得惊人,日日喝,顿顿喝,无酒则觉得人生索然无味,活着就没多大意思了,这是他亲口跟我说的。但我从未见他醉过或喝多了撒酒疯,喝多少酒都能保持仪态不失。我只知道他因嗜酒而一贫如洗,穷困潦倒。

他在“十二琴馆”课徒授业,当然是有报酬的。那年冬天下雪了,只要下雪老爷子必到花园子来住几天赏雪景。在园子里遇见了刚下课的管先生,天寒地冻,他居然只穿一件夹袍,老爷子笑道:“怎么个意思?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大冷的天连棉袍都不穿!”管先生讪笑道:“喝了。”这意思是把棉袍当了喝了酒了。老爷子只当作笑话听,忙叫跟班儿的去取一件皮袍送给他,说别耍单儿了,再把您冻着。第二场雪时老爷子在园子里又遇见了管先生,发现他仍是一袭夹袍,冻得不住地搓手跺脚。老爷子奇怪地问:“冻上瘾来了?怎么不穿皮袍啊?”管先生依然讪笑说:“喝了。"还有一说是被儿子偷走了。哭笑不得之余,一细问才知道他真是穷得叮当乱响,可不管怎么穷,每天这口酒是一两都不能少的。老爷子立即叫跟班儿的:“去,再给管先生拿件皮袍。”

管先生没地方住的时候是大姐帮助了他。大姐住花枝胡同一号,这个两进的四合院是大姐当年结婚时的陪嫁。管先生搬了进去,大姐承担了全部衣食住行,当然也少不了酒。管先生还带了两个他的琴徒也搬了进去,且生儿育女。两年后管先生有了住房才搬走。不管他处境如何,行为举止仍是名士派。我在王世襄先生的文章里还看到管先生的一件雅事。他逛古旧市场,看见小摊儿上卖一蝈蝈,翅声雄厚松圆,要价五元,而且告诉他,这蝈蝈有病,顶多再活五天。那时管先生穷得吃饭都成问题,全部家当也就五元钱,居然就把蝈蝈买下了。朋友说就能活五天你也买?不值!他说一元钱听一天,能听五天还不值?

你说他活得有多么潇洒,多么精彩。

王世襄先生也是管先生琴友,大玩儿家,大收藏家,也是大古琴家,在管平湖先生指导下,专门制作了一种琴台。由于古琴的琴头有向下突出的琴,就是琴弦轴,一头高一头低。王先生曾创制的这一张琴台,在放置琴头的这边案面上,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孔,可把琴软放下去,琴面则平,既避免了滑动,也利于抚琴。他和管先生一起修复了不少稀世古琴,挽救了一批国宝,功莫大焉。

一九六二年我在北京电影学院上三年级,这一年是默片实习课,这是我们导演系学生入学后第一次用胶片说话,要拍摄两部各三十分钟(三本片)的黑白影片,其中一部选用了我改编的剧本,鲁迅先生的《伤逝》。拍摄完成已是年底,要给全院师生观摩放映一次,我忽发奇想,何不配上音乐?当然不可能录到胶片上,是在放映现场配乐,无论从情绪、风格、内涵上,感觉以古琴曲为宜。对,古琴,管平湖!这想法得到了我们系主任田风教授的支持。

我回家灌了两瓶家藏的陈酿“史国公”,就奔了管先生家。我是头一次去管先生家登门拜访,一进他的房间我就傻了。本以为这样的国乐大师、书画大师(他的花鸟人物画曾冠绝一时,困苦时曾以卖画为生)的书房,怎么也该是古色古香、书香满室、诗画满墙、文玩满架的雅集之所吧?可眼前这间屋子里,您眼所能及的地方居然全是酒瓶子,而且绝大多数是空酒瓶子,条案上、窗台上、茶几上甚至床铺下面全是酒瓶子,靠门口墙边的两个大花盆里也躺着几个空瓶子。只在一张大书桌上摆着他那比命还珍贵的宝琴,那是一张唐琴,名“猿啸青萝”。他还自制过一张琴,起名“大扁儿”,我没见过。琴旁边杂乱地堆满了琴谱。这景象太离谱了,我不由得问道,这么多空瓶子怎么不扔了?他讪笑着说不能扔不能扔,睡觉踏实。这是什么逻辑?你摆个十几瓶好酒,三五坛陈酿,看着有喝不完的酒心里踏实,弄这么多空瓶子你踏实什么?我也接触过无数的酒徒酒鬼酒腻子,我本人也嗜酒如命,但与管先生一比,这情景仍叫我惭愧不已!我们喝的是酒,他不是,他喝的是意境!

我在拍电视剧《大宅门1912》时用了这个细节。但很不成功,无论是美工还是道具,以至我亲自动手,这堂景怎么也弄不出他这种氛围和意境来。

管先生接过我送的两瓶酒,两眼放光,我在酒瓶子口上是用猴皮筋封了锡纸的,他把锡纸一扯隔着瓶塞闻了闻说这么好的酒只有府上有,晚上喝,晚上喝。别以为这两瓶他能喝几天,一晚上就能全造了。他脸上那种由衷的喜悦,很难形容,现在的人也很难体会两瓶好酒有什么可喜悦的?要知道在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喝酒?做梦吧你。酒是粮食做的,更不用说好酒了。

那年月喝酒是一件太过奢侈的事,市面儿上根本没有卖的,在一切凭票供应的年代,好像还没听说过有酒票。黑市上的酒只有极丰裕的富户人家才买得起。稍后出现了高级餐厅(高价餐厅),有了正儿八经的酒,限量每人二两,服务员给你倒,酒客们便要斤斤计较,那会儿都叫“滴滴计较”,二两的杯子必须倒得冒了尖儿,物理学上叫表面张力,也就是高出杯口一点点又不洒为满,这很要技术的,服务员稍不留神就会冒了顶洒出来,酒客们就会急忙趴在桌上把洒出的酒吸了,说别浪费别浪费。可你不倒这么满,酒客们会不依不饶说你不够分量。一桌不管几个人,按人头儿算,每人二两,只散卖,不给整瓶的。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不是按人头儿吗?每去餐厅多带孩子,自家没孩子或孩子少,找亲戚朋友借,孩子当然不喝酒,一桌八个人就有六七个孩子,趁人不注意,就把杯中酒借桌面的掩护,在桌下倒在准备好的瓶子中带回家去。我们家好多人都干过这事,每每得手,都很得意。一旦被发现,专门站在餐厅门口监视所有餐桌动静的领班,就会走过来制止:“同志,酒只能这儿喝,不能带走。”你说孩子喝不了,他就规劝:“同志,喝不了就别要,我们也有限量,上边一天只给两箱,这么多客人,大家匀着喝。”经常闹得很尴尬。您说,就管先生那喝法,还不得跟领班动手打起来。

扯远了。可想而知,那种状况下给管先生送两瓶好酒,那就是重礼。我把《伤逝》的小说和分镜头剧本给了管先生一份,说明了来意,我说影片放映时看着画面即兴演奏,套用现成的古曲即可,而且没有预先演练的机会,只能临场发挥。管先生很感兴趣,说闯荡几十年这种事情还没干过,先看看剧本,斟酌一下用什么曲子,应该没问题。两天以后管先生在琴会见到母亲说已经准备好了,叫我放心。

那是个星期六,虽已入冬,天还不太冷,我去接管先生。他抱着那张宝贝琴,琴上套着个古旧的褪了色的织锦缎琴套,出门随我上了22路公共汽车来到小西天电影学院。我从道具车间借了一张琴案,请音响师拉了一个麦克风放在案前,话筒对着案面,全部放在大礼堂舞台的左侧,管先生试了试声音说可以。他必须背对着观众,仰头看着银幕画面,边看边弹。礼堂里坐满了全院的师生,放映开始,管先生拨动琴弦。我紧张地站在他的身后。他一边弹一边不时地抬头望向银幕,变换着曲子的节奏,真是难为他了,他从未看过片子啊。我听得出他把《高山流水》《梅花三弄》《醉渔唱晚》等七八支古曲加以编排,融合为一曲,特别让人惊讶的是转换、衔接得那么自然顺畅,与画面配合得那么恰当,情绪那么吻合。半个小时,他毫无倦意,我已经一身汗了,紧张的。放映结束响起掌声,田教授起立鼓掌,当然是为管先生鼓的。说实在的,全院师生没几个懂古琴的,甚或干脆没有。古琴,太不普及,也根本无法普及,所以对管平湖的大名,没什么人知道,掌声多出于礼貌,出于新鲜好奇,默片配古琴,没见过。田教授特别感谢了管先生,说一个学生作业,劳动您这样的大师来配乐,实在冒昧,而且被管先生琴声感染,经常忘了看片子。

从学院出来,我请管先生到老正兴饭庄吃饭。一落座他先拉了两把椅子在身旁,将宝贝琴放在上面,接着要酒,有一种劣质的烧刀子是不限量的,管先生要了两斤。这个驰名大江南北的老字号,那年月也没什么正经菜,毕竟困难时期已接近尾声,比一般的餐馆好些而已。要了一个红烧兔肉,一个清炖黄羊肉,还有俩凉菜,两碗热汤面。免子肉是上不了席的,可没别的,总还是肉吧;黄羊据说是体委组织的国家射击队去内蒙古、青海野外狩猎打来的,很解决了一些单位食堂的供应,电影学院食堂也卖过两三天。我不吃兔肉,黄羊肉也不好吃,顶多也就喝了二两酒,只为了陪管先生。那酒太难喝,感觉是兑了水的酒精,管先生倒是不挑食,全部吃光喝光,差不多两斤酒,像喝水一样。热汤面上来了,奇怪的是管先生又要了二两酒,我惊问您还喝?管先生笑道不喝了不喝了,说毕把二两烧刀子倒进了汤面里说:“这不是喝,是吃,这面条没有酒味怎么吃啊!”

这个细节我至少和一百个人说过,旷古奇闻。

转过年来春节前,我又给他送过一次酒,没说几句话就匆匆而去,那就是最后一面哪。一九六六年红卫兵开始“破四旧”,古琴当然是旧,而且旧得不能再旧,全部查抄。十年后开始落实政策,退还部分抄家物资,真正的宝贝一件也没退,说是找不到了。最奇葩的是母亲那张价值连城的古琴“钧天雅奏”居然还回来了,一定是那位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不识货,走了眼,没拿这琴当回事。母亲那份高兴啊!说这张琴在“十二琴馆”中也有相当的地位。没多久,一位琴界名家也曾是管先生的门徒来了,要借去一用,说要拍照留资料,重新鉴定什么的。都是老熟人了,母亲欣然同意。琴走了,人也走了,直到母亲去世再无音信。一九七八年,我还在广西南宁工作,有位杭州的挚友来信告诉我,香港海关扣了一张企图走私出境的古琴,是某某从我母亲手中“借”走的那张古琴“钧天雅奏”,那是国宝,叫我一定要追回,我那时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甭说追琴,能活着就不错了。

这张琴,今在何方?

管平湖先生的遭遇是那次见面十年以后,我从干校逃回北京才听母亲告诉我,管先生已去世六年了。也是闹红卫兵那年,刚开始“破四旧”(“破四旧”是家家都破,还不属于“横扫牛鬼蛇神”那一阶段),是见什么砸什么,红卫兵要管先生把琴交出来,他已重病缠身,危在旦夕,他紧紧地抱着那张宝贝琴说:“要砸琴,先砸我,砸死我再砸琴!”红卫兵退了,过了不久,三四个月吧,管先生仙逝。只知道几十年后一次嘉德拍卖会上,那张宝贝琴“猿啸青萝”出现了,拍卖价两千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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