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管平湖

文|郭宝昌

一九五八年，中华大地刮起了“大跃进”之风，那年初夏，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了一场音乐晚会，其中有个节目是古琴合奏，八位女士，八张古琴，演奏了当时最流行的主流歌曲《大跃进的歌声震山河》。做梦也没想到，这几千年的老古董也被时代“跃进”了一下子，把这当年的主流歌曲谱成古琴曲的，是查阜西先生。他是古琴界极少的可以打谱子的古琴家，还有一位就是管平湖先生，他把已成绝响的《广陵散》《胡笳十八拍》《离骚》等古曲重新打谱、整理而重生，他的功绩已无人称颂，知道他大名的人已寥寥无几。

这一场音乐晚会，我是陪同管先生一起看的，因为台上的八位女士有四位是我们“十二琴馆”走出来的:我的母亲、大姐、二姐、侄女。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与管先生接触，管先生六十二岁，我差两个月十八岁，上高中二年级。

管先生个头不高，精瘦，那种特别有精气神的瘦，一身的大儒之气，举止潇洒，谈吐幽默，为人清高，没有几个他能看得上的人。我母亲说他臭名士派，这“臭”没有贬义，是说他旧文人的习性始终不改。看着他，我充满了敬意。

台上演奏完《大跃进的歌声震山河》以后，又接着演奏了一支古曲，好像是《梅花三弄》。“弄"字虽是个很俗的动词，在这里却是当作“章”或“篇”的意思，充满了无尽的游戏感。从古琴演奏开始后不久，观众席就不太安静了，有人小声聊天，有人说笑，越来越乱哄哄的。从后面传来说话声:这是什么东西?真没劲!很显然，观众不欣赏。

管先生的脸色越来越不好，我悄悄说古琴不太适合这种场合演出吧?他两眼盯着台上也不搭话，我又说合奏这种形式也不太适合古琴。他仍不理，我不敢再说。演奏完毕，观众席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也都是礼貌性地拍两下，管先生突然站起身说先走一步，铁青着脸走了，把我一人扔在那儿。直到下一个节目开始，场子里才渐渐静下来。

我回家向母亲说这件事，母亲说他们不爱听，我还说他们不配听呢，管平湖就是一琴呆子，生那闲气!其实母亲对于能参加这样一个大型晚会的演出，还是很欣喜的。

大文化人好像都有癖好。管先生固然是个琴呆子，琴就是命，可他还有个命就是酒，嗜酒，酒量大得惊人，日日喝，顿顿喝，无酒则觉得人生索然无味，活着就没多大意思了，这是他亲口跟我说的。但我从未见他醉过或喝多了撒酒疯，喝多少酒都能保持仪态不失。我只知道他因嗜酒而一贫如洗，穷困潦倒。

他在“十二琴馆”课徒授业，当然是有报酬的。那年冬天下雪了，只要下雪老爷子必到花园子来住几天赏雪景。在园子里遇见了刚下课的管先生，天寒地冻，他居然只穿一件夹袍，老爷子笑道:“怎么个意思?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大冷的天连棉袍都不穿!”管先生讪笑道:“喝了。”这意思是把棉袍当了喝了酒了。老爷子只当作笑话听，忙叫跟班儿的去取一件皮袍送给他，说别耍单儿了，再把您冻着。第二场雪时老爷子在园子里又遇见了管先生，发现他仍是一袭夹袍，冻得不住地搓手跺脚。老爷子奇怪地问:“冻上瘾来了?怎么不穿皮袍啊?”管先生依然讪笑说:“喝了。"还有一说是被儿子偷走了。哭笑不得之余，一细问才知道他真是穷得叮当乱响，可不管怎么穷，每天这口酒是一两都不能少的。老爷子立即叫跟班儿的:“去，再给管先生拿件皮袍。”

管先生没地方住的时候是大姐帮助了他。大姐住花枝胡同一号，这个两进的四合院是大姐当年结婚时的陪嫁。管先生搬了进去，大姐承担了全部衣食住行，当然也少不了酒。管先生还带了两个他的琴徒也搬了进去，且生儿育女。两年后管先生有了住房才搬走。不管他处境如何，行为举止仍是名士派。我在王世襄先生的文章里还看到管先生的一件雅事。他逛古旧市场，看见小摊儿上卖一蝈蝈，翅声雄厚松圆，要价五元，而且告诉他，这蝈蝈有病，顶多再活五天。那时管先生穷得吃饭都成问题，全部家当也就五元钱，居然就把蝈蝈买下了。朋友说就能活五天你也买?不值!他说一元钱听一天，能听五天还不值?

你说他活得有多么潇洒，多么精彩。

王世襄先生也是管先生琴友，大玩儿家，大收藏家，也是大古琴家，在管平湖先生指导下，专门制作了一种琴台。由于古琴的琴头有向下突出的琴，就是琴弦轴，一头高一头低。王先生曾创制的这一张琴台，在放置琴头的这边案面上，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孔，可把琴软放下去，琴面则平，既避免了滑动，也利于抚琴。他和管先生一起修复了不少稀世古琴，挽救了一批国宝，功莫大焉。

一九六二年我在北京电影学院上三年级，这一年是默片实习课，这是我们导演系学生入学后第一次用胶片说话，要拍摄两部各三十分钟(三本片)的黑白影片，其中一部选用了我改编的剧本，鲁迅先生的《伤逝》。拍摄完成已是年底，要给全院师生观摩放映一次，我忽发奇想，何不配上音乐?当然不可能录到胶片上，是在放映现场配乐，无论从情绪、风格、内涵上，感觉以古琴曲为宜。对，古琴，管平湖!这想法得到了我们系主任田风教授的支持。

我回家灌了两瓶家藏的陈酿“史国公”，就奔了管先生家。我是头一次去管先生家登门拜访，一进他的房间我就傻了。本以为这样的国乐大师、书画大师(他的花鸟人物画曾冠绝一时，困苦时曾以卖画为生)的书房，怎么也该是古色古香、书香满室、诗画满墙、文玩满架的雅集之所吧?可眼前这间屋子里，您眼所能及的地方居然全是酒瓶子，而且绝大多数是空酒瓶子，条案上、窗台上、茶几上甚至床铺下面全是酒瓶子，靠门口墙边的两个大花盆里也躺着几个空瓶子。只在一张大书桌上摆着他那比命还珍贵的宝琴，那是一张唐琴，名“猿啸青萝”。他还自制过一张琴，起名“大扁儿”，我没见过。琴旁边杂乱地堆满了琴谱。这景象太离谱了，我不由得问道，这么多空瓶子怎么不扔了?他讪笑着说不能扔不能扔，睡觉踏实。这是什么逻辑?你摆个十几瓶好酒，三五坛陈酿，看着有喝不完的酒心里踏实，弄这么多空瓶子你踏实什么?我也接触过无数的酒徒酒鬼酒腻子，我本人也嗜酒如命，但与管先生一比，这情景仍叫我惭愧不已!我们喝的是酒，他不是，他喝的是意境!

我在拍电视剧《大宅门1912》时用了这个细节。但很不成功，无论是美工还是道具，以至我亲自动手，这堂景怎么也弄不出他这种氛围和意境来。

管先生接过我送的两瓶酒，两眼放光，我在酒瓶子口上是用猴皮筋封了锡纸的，他把锡纸一扯隔着瓶塞闻了闻说这么好的酒只有府上有，晚上喝，晚上喝。别以为这两瓶他能喝几天，一晚上就能全造了。他脸上那种由衷的喜悦，很难形容，现在的人也很难体会两瓶好酒有什么可喜悦的?要知道在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喝酒?做梦吧你。酒是粮食做的，更不用说好酒了。

那年月喝酒是一件太过奢侈的事，市面儿上根本没有卖的，在一切凭票供应的年代，好像还没听说过有酒票。黑市上的酒只有极丰裕的富户人家才买得起。稍后出现了高级餐厅(高价餐厅)，有了正儿八经的酒，限量每人二两，服务员给你倒，酒客们便要斤斤计较，那会儿都叫“滴滴计较”，二两的杯子必须倒得冒了尖儿，物理学上叫表面张力，也就是高出杯口一点点又不洒为满，这很要技术的，服务员稍不留神就会冒了顶洒出来，酒客们就会急忙趴在桌上把洒出的酒吸了，说别浪费别浪费。可你不倒这么满，酒客们会不依不饶说你不够分量。一桌不管几个人，按人头儿算，每人二两，只散卖，不给整瓶的。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不是按人头儿吗?每去餐厅多带孩子，自家没孩子或孩子少,找亲戚朋友借，孩子当然不喝酒，一桌八个人就有六七个孩子，趁人不注意，就把杯中酒借桌面的掩护，在桌下倒在准备好的瓶子中带回家去。我们家好多人都干过这事，每每得手，都很得意。一旦被发现，专门站在餐厅门口监视所有餐桌动静的领班，就会走过来制止:“同志，酒只能这儿喝，不能带走。”你说孩子喝不了，他就规劝:“同志，喝不了就别要，我们也有限量，上边一天只给两箱，这么多客人，大家匀着喝。”经常闹得很尴尬。您说，就管先生那喝法，还不得跟领班动手打起来。

扯远了。可想而知，那种状况下给管先生送两瓶好酒，那就是重礼。我把《伤逝》的小说和分镜头剧本给了管先生一份，说明了来意，我说影片放映时看着画面即兴演奏，套用现成的古曲即可，而且没有预先演练的机会，只能临场发挥。管先生很感兴趣，说闯荡几十年这种事情还没干过，先看看剧本，斟酌一下用什么曲子，应该没问题。两天以后管先生在琴会见到母亲说已经准备好了，叫我放心。

那是个星期六，虽已入冬，天还不太冷，我去接管先生。他抱着那张宝贝琴，琴上套着个古旧的褪了色的织锦缎琴套，出门随我上了22路公共汽车来到小西天电影学院。我从道具车间借了一张琴案，请音响师拉了一个麦克风放在案前，话筒对着案面，全部放在大礼堂舞台的左侧，管先生试了试声音说可以。他必须背对着观众，仰头看着银幕画面，边看边弹。礼堂里坐满了全院的师生，放映开始，管先生拨动琴弦。我紧张地站在他的身后。他一边弹一边不时地抬头望向银幕，变换着曲子的节奏，真是难为他了，他从未看过片子啊。我听得出他把《高山流水》《梅花三弄》《醉渔唱晚》等七八支古曲加以编排，融合为一曲，特别让人惊讶的是转换、衔接得那么自然顺畅，与画面配合得那么恰当，情绪那么吻合。半个小时，他毫无倦意，我已经一身汗了，紧张的。放映结束响起掌声，田教授起立鼓掌，当然是为管先生鼓的。说实在的，全院师生没几个懂古琴的，甚或干脆没有。古琴，太不普及，也根本无法普及，所以对管平湖的大名，没什么人知道，掌声多出于礼貌，出于新鲜好奇，默片配古琴，没见过。田教授特别感谢了管先生，说一个学生作业，劳动您这样的大师来配乐，实在冒昧，而且被管先生琴声感染，经常忘了看片子。

从学院出来，我请管先生到老正兴饭庄吃饭。一落座他先拉了两把椅子在身旁，将宝贝琴放在上面，接着要酒，有一种劣质的烧刀子是不限量的，管先生要了两斤。这个驰名大江南北的老字号，那年月也没什么正经菜，毕竟困难时期已接近尾声，比一般的餐馆好些而已。要了一个红烧兔肉，一个清炖黄羊肉，还有俩凉菜，两碗热汤面。免子肉是上不了席的，可没别的，总还是肉吧;黄羊据说是体委组织的国家射击队去内蒙古、青海野外狩猎打来的，很解决了一些单位食堂的供应，电影学院食堂也卖过两三天。我不吃兔肉，黄羊肉也不好吃，顶多也就喝了二两酒，只为了陪管先生。那酒太难喝，感觉是兑了水的酒精，管先生倒是不挑食，全部吃光喝光，差不多两斤酒，像喝水一样。热汤面上来了，奇怪的是管先生又要了二两酒，我惊问您还喝?管先生笑道不喝了不喝了，说毕把二两烧刀子倒进了汤面里说:“这不是喝，是吃，这面条没有酒味怎么吃啊!”

这个细节我至少和一百个人说过，旷古奇闻。

转过年来春节前，我又给他送过一次酒，没说几句话就匆匆而去，那就是最后一面哪。一九六六年红卫兵开始“破四旧”，古琴当然是旧，而且旧得不能再旧，全部查抄。十年后开始落实政策，退还部分抄家物资，真正的宝贝一件也没退，说是找不到了。最奇葩的是母亲那张价值连城的古琴“钧天雅奏”居然还回来了，一定是那位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不识货，走了眼，没拿这琴当回事。母亲那份高兴啊!说这张琴在“十二琴馆”中也有相当的地位。没多久，一位琴界名家也曾是管先生的门徒来了，要借去一用，说要拍照留资料，重新鉴定什么的。都是老熟人了，母亲欣然同意。琴走了，人也走了，直到母亲去世再无音信。一九七八年，我还在广西南宁工作，有位杭州的挚友来信告诉我，香港海关扣了一张企图走私出境的古琴，是某某从我母亲手中“借”走的那张古琴“钧天雅奏”，那是国宝，叫我一定要追回，我那时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甭说追琴，能活着就不错了。

这张琴，今在何方?

管平湖先生的遭遇是那次见面十年以后，我从干校逃回北京才听母亲告诉我，管先生已去世六年了。也是闹红卫兵那年，刚开始“破四旧”(“破四旧”是家家都破，还不属于“横扫牛鬼蛇神”那一阶段)，是见什么砸什么，红卫兵要管先生把琴交出来，他已重病缠身，危在旦夕，他紧紧地抱着那张宝贝琴说:“要砸琴，先砸我，砸死我再砸琴!”红卫兵退了，过了不久，三四个月吧，管先生仙逝。只知道几十年后一次嘉德拍卖会上，那张宝贝琴“猿啸青萝”出现了，拍卖价两千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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