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佛教媒体的发展，恰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佛教复兴的深度与广度相伴随。中国佛教协会机关刊《法音》自1981年复刊，到2017年底出滿400期。本人从1984年第1期开始，以本名或“龙泉”“默雷”等笔名，在《法音》及《法音》（学术版）发表《日本新编〈大藏经索引〉介绍》、《天台宗止观学说发展的历史过程》、《大雁塔下的沉思》、《〈禅与西方思想〉译后》、《对中国近代两次庙产兴学的反思》等文章，迄今为止共发表佛学论文、会议综述、资料介绍、译文计37篇（包括与人合著、合译的3篇）。由此可见我的求学和治学经历与当代中国佛教的复兴同步，大部分研究成果也是在《法音》发表的。

 笔者1993年前曾撰《中国大陆佛教刊物简述》[王雷泉：《中国大陆佛教刊物简述》，《佛教文化》，1993.4；台湾《人生》，1993.8]，2010年又撰《〈佛教观察〉的定位与社会责任》一文[本文提交由《中国宗教》杂志社主办、上海玉佛寺承办的“当代宗教媒体的定位与责任”学术研讨会（2010年12月2-3日举行）]，现在此二文基础上，略叙我与《法音》的因缘。 

 一、当代佛教媒体的三个发展阶段 自从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第一份刊物《法音》问世，三十多年以来，佛教媒体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了重大进展。若以佛教社会化程度的深度和广度为考量，佛教媒体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来，1981年中国佛教协会出版会刊《法音》，初为季刊，旋改为双月刊，随着佛教事业的发展，1988年改为月刊。地方性的佛教刊物，有河北省佛教协会主办的《禅》季刊（后改为双月刊）、广东省佛教协会主办的《广东佛教》双月刊（原为《广东佛教通讯》）、上海佛教协会主办的《上海佛教》季刊（原为《上海佛教通讯》）、台州佛教协会主办的《台州佛教》月刊（原为《台州佛教通讯》）等。各地佛学院的学报和院刊，有中国佛学院学生会主办的油印刊物《法源》，1988年创办的《闽南佛学院学报》（半年刊），1991年九华山佛学院创办的《甘露》季刊等。除《法音》杂志公开出版发行，地方性佛教刊物和佛学院学报只能在教界内部流通。在这一时期，由教外学术研究机构主办的纯学术刊物，有《世界宗教研究》、《敦煌研究》、《中国藏学》、《五台山研究》、《禅学研究》等。 第二个阶段，以1992年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人文刊物《佛教文化》为起点，标志着佛教界面向社会和文化界所作的重大战略调整。先是在1987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以《法音》（学术版）名义出版学报（年刊），1990年改名《佛教文化》年刊。佛教蕴含的哲学智慧和文化资源早已超出佛教界，属于全社会和全人类。为真正有效地贯彻“启迪智慧，净化人生”的宗旨，使佛学更好地为赓续中国文化慧命、净化社会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佛教文化》改版为季刊（现为双月刊）。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学报的职能则由1993年创刊的《佛学研究》年刊承担。在以《法音》为母体发展出面向社会的《佛教文化》和《佛学研究》刊物的同时，佛教界相继创办了《浙江佛教》、《丛林》、《正觉》、《普陀山佛教》、《人海灯》等大量地方性佛教协会会刊、寺院主办的杂志和佛学院学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1995年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创办了《中国宗教》，形成政界、教界、学界各自举办宗教媒体的格局。 第三个阶段，在世纪之交，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以中国“佛教在线”和凤凰网华人佛教频道为标志，佛教媒体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先是海外的佛教网站率先发起佛教藏经电子化和佛学资料库建设。在大陆，1997年《法音》杂志开通网络版，随后出现了一些个人建设的佛教网站[《网络时代的佛教传播——刘京民老师访谈》，《佛教观察》总第九期，2010年4月]。电子技术和国际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中国佛教面临千载难遇的复兴机遇。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佛法传播途径和佛书载体的每一次改变，都会推动佛学研究和佛教文化事业的新一轮高潮。1999年2月5日，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一些学者，敏锐地抓住互联网时代对佛教所带来的机遇，于北京举行“中国佛教信息网研讨会”。2004年10月，笔者与浙江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刘京民合撰《从因特网到因陀罗网  从知识经济到善知识经济——以中文佛教网站及学术资源为例》一文[提交无锡《人间佛教与社会关怀研讨会》（2004年10月），作者对数据分析作了修订，刊于《佛教观察》第九期，2010年4月]，提到中国佛教触底反弹的三个指征：第一、因特网为中国佛教的复兴和传播提速；第二、知识分子拓展了全球化时代的佛教虚拟社区；第三、本土民营企业对佛教事业的护持比重日益上升。因特网、佛教知识分子和善知识经济，三者的结合，形成中国佛教复兴进程中“千灯互照、光光交彻”的因陀罗网境界。在这一过程中，囿于青灯黄卷中的传统佛教，也必将发展出崭新的形式——网络佛教[王雷泉：《无意苦争春，四海任遨游》，《佛教观察》总第九期卷首语，2010年4月]。 佛教媒体的发展，恰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佛教复兴的深度与广度相伴随。第一个十年，佛教从一片废墟中崛起，陆续创办了《法音》等佛教刊物，但绝大部分佛教刊物都是内部发行，社会影响力并不大，佛教界与学术界的合作亦相当有限；第二个十年，佛教刊物开始有限度地向社会公开发行，政府、佛教界和文化学术界都创办了各自的宗教刊物，为新世纪的发展积蓄了力量；第三年十年，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佛教媒体的主办者和受众呈现多元发展的格局，媒体形式从纸质刊物发展到互联网和多媒体。 

 二、创办《佛教观察》的尝试 佛教包摄信仰、社会、文化三层环圈，具有宗教、政治、学术三重标准，面对着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协调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以及繁荣学术文化等三大任务。佛教媒体在这三大层圈中的定位和运作各有不同，因此在运作中各有特点。笔者在《中国大陆佛教刊物简述》中，曾讨论过佛教刊物存在的四个方面的问题： 1、不同性质的刊物有其质的规定性，在学言学，在教言教；2、办刊方向、编排风格、读者对象上大同小异、边际并不清晰；3、刊物订数对于十一亿人口的广阔图书市场极不相称，发行管道不畅通；4、对世俗事务和社会弊病的评论，佛教刊物远不如社会上的报刊，“提倡人间佛教，净化人生”的宗旨并未完全落到实处。 宗教媒体有佛教界主导、政府主导和社会主导三种类型，要真正落实人间佛教的宗旨，就必须疏通信仰、社会、文化三者间的窒碍，发挥三者各自的特点，以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对佛教教育如何走出困境，笔者曾提出十六字建言：重建主体，改善环境；收缩核心，扩展外延[王雷泉：《走出中国佛教教育困境刍议》，刊于《法音》2001年第11期，《人大复印资料宗教专辑》2002年第1期转载]。根据这一思路，我们把《佛教观察》定位在改善环境和扩展外延上。具体言之，即立足于学术和文化的本位，以提升社会对佛教智慧的认知，发挥佛教思想化世导俗的社会功能。从社会和文化各界对佛教的需求来看，“人间佛教的弘化使命和目标，就是面对广大平信徒、佛学爱好者和非佛教信徒，培养造就能转变世道人心的佛教文化人。”[王雷泉：《海峡两岸“人间佛教”之现况、前景与瓶颈》，《佛教观察》第五期，2009年7月，《当代宗教研究》2009年第3期转载] 文化，是人类以主观意识所推动的行为所造成的共业。文化人，即具有人文关怀和宗教情操的新人。佛法真正深入社会，进入主流社会的话语圈，就要发挥造就佛教文化人的作用。佛教媒体起着向社会和文化层圈传灯的作用，智慧之灯必须在传播中才能照亮人心，穿越青灯黄卷的寺院围墙，传向社会大众。在《维摩经•菩萨品》中，维摩诘为魔女说法：“譬如一灯燃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在黑暗浊世中，若能以一灯传燃百千灯，唤醒众生本具的“如来种”，就能产生转变世道人心的巨大物质力量。[王雷泉：《一灯能除千年暗》，《佛教观察》第三期卷首语，2009年3月] “从因特网到因陀罗网，从知识经济到善知识经济。”因特网的发展，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佛教媒体的影响范围，亦改变着佛教自身的发展形态。知识与经济，这两种巨大的力量，只有在佛教精神的指引下，才能极大地推动人间净土的实现。因此，面对这一最广大人群的宗教文化类刊物，在21世纪应运而生，是佛教发展的必然趋势。 《佛教观察》作为一个思想性、文化性和批判性的刊物，由复旦大学佛学研究中心主办，得到复旦大学学源俱乐部禅学会的支持，在以复旦校内研究生和本科生为主体的禅学社紧密配合下，共同推进校园文化建设。《佛教观察》前身是2007年创刊的禅学会《简报》（季刊），2008年8月改版成双月刊，与“佛教观察”（www.buddha-eye.com）网站和博客（http://blog.sina.com.cn/buddhaeye09）同步发展。刊物、网站、博客的英文名皆为Buddha-eye （佛眼），源于《法华经》所言：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为使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佛教观察》第一期卷首语阐述了我们的立场：“佛之知见，即佛的智慧。我们都是肉眼凡胎，但发愿取法乎上，力图以佛的正法眼观察世界、观照人生、观注佛教的发展。” 《佛学观察》是校园文化的产物，本着“做自己愿做的，做自己能做的”原则，主要为佛学研究和教学服务，并通过网络幅射到社会，以期为佛教文化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本刊设讲坛、视点、专访、禅茶、分享、足迹、书品等栏目。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与教内外学者和法师就共同关心的课题进行研讨。各期以“视点”为纲，突出一个主题，组织相应的演讲和专访，并尽可能作进一步的延伸讨论。按照《大学》内圣外王的格局，举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为本刊关注的视点。各期分别以佛教与环境保护、家庭与婚姻、禅修与心理治疗、戒律与日常生活、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佛教的社会化与组织化、佛教道德与菩萨精神、佛教网络与网络佛教、佛教建筑与艺术等议题为视点。 由于经费及刊号等问题，也因为互联网时代媒体有了更多的表达形式，《佛教观察》一共办了十期，即停止纸本刊物，而转入在博客和微信公众号的发布。 

 三、禅学会与《法音》的因缘  在复旦大学禅学会创立十年间，《法音》通过《佛教观察》及博客或相关的会议论文集，转载本人文章有如下五篇：《佛教在新时代的社会化和组织化——以复旦大学禅学会为例》（2009年第12期），《从〈心经〉看佛教环境哲学的理论基础》（2010年第4、5期），《法华精神与人类宗教的未来》（2011年9期），《中国佛教走出围墙困境及进入主流社会的路径》（2013年1期），《大众阅藏对于构建网络佛教之体的意义》（2016年第8期）。 禅学会成立的十年，正处于中国佛教否极泰来，冲破围墙困境，迎接复兴曙光的时代转折点。我们是这个大时代的见证者，也以自己的行动汇入了推进中国佛教复兴的共业平台。《法音》转载的上述五篇文章，记录了我们如下观察和思考。 

 （一）佛教的性质及当下处境 关于对佛教性质的认知，2007年的《禅学会倡议书》指出：“现代知识分子之所以服膺佛法，在于佛陀是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先觉者，佛法不依赖神秘的启示和怪力乱神，更不依赖强力的威权，而是基于对智慧的理性探讨和修行实践的验证。” 在全世界70亿人口中，宗教徒占86%，但佛教徒仅占6%，由此数据亦可见佛教在世界宗教之林中的当下处境。佛教在文化品味上远远高于其他宗教，在信仰素质上尚有待提高，在组织规模上则远不如其他宗教。在三大世界宗教中最先创立的佛教，为何在当今宗教版图中处于弱势？佛教为何会在它的发源地印度衰落？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十年前，我们对当时佛教处境的基本判断：正处在蓄势待发的复兴临界点。所谓“蓄势待发”，指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和日益融入世界文明体系，在社会转型的变迁过程中，民众对佛教产生爆发性的宗教需求。所谓“复兴临界点”，社会对佛教的需求，与现存的体制性障碍形成巨大张力。这一围墙困境，导致正统佛教的供给严重不足。民众信仰需求倾斜于外来宗教，甚至导致非制度化宗教的勃兴与外道邪教的泛滥，占据了本应属于佛教的信仰空间。 

 墙的第一重含义：维护佛教界合法权益。“凝重肃穆的墙基，区分出神圣的世界与世俗的世界。佛教通过‘结界’，以自然界的山林、流水之地形，或以僧团居住、修行、作法事等宗教活动，为自己划定特定的区域，以确保戒行无缺失，能够从事正常的修持活动。‘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国王的士兵决不能进！’十八世纪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在波茨坦修建行宫，尚且不能侵犯农夫磨坊的产权，今天中国的寺院，岂能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佛教观察》第八期卷首语《君子素其位而行》（2010.1）] 墙的第二重含义：隔断佛教弘传的体制性障碍。从“庙产兴学”到“庙产兴商”，政商利益集团利用有形的“墙”侵吞佛教的利益，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歧视和禁锢这道无形的“墙”。从《法音》1994年10期的《忧患与思考》，到2009年1期的《中国佛教走出围墙困境及进入主流社会的路径》等文章，我们对宗教学理论和宗教政策进行一系列论述和建言。中国佛教复兴过程中瓶颈现象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是整个社会众缘和合的共业。所以，我用“涉佛领域”这个词，表明这不仅仅是佛教界内部的问题，它已经进入公共领域。 

 （二）佛教文化人的定位，君子素位而行 对“文化”的界定，我们取梁启超对文化的定义：“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共业，社会群体所造就行为的共同结果，由此形成既定的文化和生活环境。人处于天地和群己之间，是人文化成的产物。融于历史，通于天地，方为大人。孔子指出，人在社会关系和文化陶冶过程中，必须敬畏的三种力量：天命——人文化成的终极价值源泉；大人——领导世俗社会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者；圣人之言——传承天道、教化社会的圣贤言教。三畏中，天命和圣人之言，构成文化的终极价值和神圣意义。 对“文化人”的界定，我们根据太虚大师《文化人与阿赖耶识》中的定义，每个人的阿赖耶识与全人类所造之共业紧密相连，由此在时间和空间上延伸扩展，构成“文化的人”的历史和社会之两重意义。教育的意义，在于造就庄严完美的文化人，这些人必须具有在时间上继承以往文化，在空间上吸取异域文化，并创新发展，以至无尽未来的长处。士，作为天道的承担者、传播者、实践者、监督者，向上的路径是：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下达的路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教传入中国后，融入大乘菩萨的救世思想，“士”的弘毅精神和历史使命感进入更加超越的境界。 《复旦大学禅学会发起倡议书》，阐述了“佛教文化人”在社会中的定位和作用[“严格意义上讲，我们主要是一个学术团体，所以用一个比较广义的‘禅学会’的名称。我们希望在现代的精神荒漠中，植些草地，改善一些小气候，以护持佛教教团的‘红花’、‘绿叶’。当然，会员中也有皈依三宝的居士，这是他们的自由选择。在大学内，我们遵循学术的规则，在宗教与教育相分离的原则下，从事佛学研究和佛教文化的推广。”[《不忍圣教衰　孤寂传雷音——王雷泉教授专访》，《净土》（2007.6）]。在此重申“佛教文化人”的观念，以为人间佛教在新世纪的走向进一解。 1、佛教文化人超越了传统四众弟子的范围，未必都是佛教信徒，也超越了佛教经营者或佛教经济人的层次。如《大学》所云：知止而后有定，然后才有静安虑得。安身立命，止于何所？止于我们每个人内心本具的觉悟之性。就像当年慧可断臂求法一样，佛教文化人追求心安理得，追求活得明明白白，坦坦荡荡。 2、佛教文化人中，不乏具有现代管理理念的政商人士。他们知道：管理不仅是对物和数的管理，其上乘境界则是对心的管理。佛教“六和敬”的组织原则和生活伦理，对于建构健康和谐的企业文化和社区文化，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支持。而佛陀关于王法正治的一系列教导和大乘六度四摄的精神，为构建和谐的家国天下，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思想资源。 3、佛教文化人对社会、民族、天下，有着一份深切的关怀、热爱和担当。作为佛教哲学基础的缘起法告诉我们：个人的别业与众生的共业休戚与共，主体的正报与环境的依报息息相关。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发达，并非意味着人类心灵会获得同步的安宁与快乐。要改善恶质化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必须从“自净其意”的心灵净化开始。心净则国土净，心安则众生安，心平则天下平。 4、佛教文化人深知文化乃人类共造之业果，人不能离开既定的环境和条件而随心所欲。但共业是由无数个体的别业所构成，故杰出人物所造的向善别业，可以推动改变众生的共业，从而推动时代的进步，改善社会的环境。无数个人的阿赖耶识所造之业，构成宇宙大化中无始无终的“恒”流，此所谓众生无边、烦恼无尽。但佛教哲学的革命意义，在于转阿赖耶识中的有漏种子为无漏种子，故个人的别业和众生的共业，可以在新生旧灭的“转”中得到改变，从而使大乘菩萨成熟众生、庄严国土的事业成为可能，此所谓佛道无上、法门无量。 5、佛教文化人把“心安”建立在“理得”的基础上，只有把心定位在与佛菩萨等流的法界之中，才能给心找到终极的托付和安立。把发心成佛、度化一切众生的目标，落实到当下的菩萨道过程中。佛教文化人以孔子和佛陀为榜样，“知其不可而为之”，“随缘销旧业，任运著衣裳”。因为他们知道：“共”的环境，体现为无数“不共”的个人行为。人类“恒”而“共”的社会历史，实由特立独行的“不共者”所引导而转动。因此，能发展不共性，而能互摄世界的共性，就是完美庄严的文化人。 

 （三）从“心”开始的人间佛教实践 佛教对人类世界的积极作用，是通过最根源性的转变人心开始的。太虚大师提出人间佛教思想，由人至佛的升进，在于用智慧超越凡俗层次，达到对现实存在的真正把握。由生命正报的觉悟升华（发达人身即证佛身），带动环境依报的庄严清净（淑善人间即严佛土）。成熟众生和庄严国土，是菩萨道实践的主要任务，成为解脱成佛的必要条件。依据“心净则国土净”的观点，庄严国土与成熟众生相辅相成，从人心的净化、行为的净化而实现社会的净化和环境的净化。 十年来，我们在无锡灵山、黄梅四祖寺、雁荡山等地多次举办佛教与环保课题的讲座。《从〈心经〉看佛教环境哲学的理论基础》，2008年8月讲于黄梅四祖寺禅文化夏令营，文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人间佛教的理论与实践，已经从社会适应发展到了社会关怀层面。既然如此，佛教关注环保问题就不仅仅只是呼吁，还要落实到行动上。佛教在当今中国，要成为一个改造世界的实践的和物质的力量，正当其机。” 环境问题是人类活动所造成，也必须通过人心的变革得以化解。佛陀当年把佛教托付给国王大臣和长者居士，就是希望最有能力变革社会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在佛教智慧的指引下，实现心能转物，在人间创建净土。佛教不仅仅是坐而论道式的玄谈，光是那些风花雪月、品茶吟诗，跟人间事务了不相关。建立在缘起论和业力论基础上的佛教思想，能够为化解环境问题提供强大的思想资源，而且能够形成巨大的实践力量。 1、万法缘起的思想，为生态关怀提供了世界观的基石；2、因缘果报的理论，为环保和护生提供了行为规范基础；3、境由心造、依正不二的观念，解释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原因；4、自他同体、慈悲为怀的精神，是人与社会、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性抉择；5、“心能转物”，是佛教推动环保和护生的实践动力；6、创建人间净土，是佛教改变不合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理想目标；7、真俗不二的中道智慧，是佛教随缘销业的方法。 （四）佛教进入主流社会的路径 佛教是以改变人心而改变世道的，要让有力量者更有智慧、有智慧者更有力量，这就需要有更多的社会人群掌握佛教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宣扬真正如理的佛法，从而形成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在禅学会2016年和2017年的年会上，本人相继发表《大众阅藏对于构建网络佛教之体的意义》和《记录中国佛教复兴的足迹——禅学会与〈法音〉的因缘》的演讲。本着“君子素位而行”的态度，将“佛教文化人”的立场和愿景，概括为一和、三心、三从、六通。 一和，即建构和谐世界，此为国内国际、教内教外所能求得的最大公约数。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主题“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具有划时代的哲学革命的意义，恰能对治当前人欲横流、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病，也最具佛教进入主流社会传播的可操作性。 三心，从三个维度阐释佛教改变世道人心的路径。一、心净国土净：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举凡资源、能源、环境等事关人类生存的紧迫问题，能够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二、心安众生安：解决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于民生、社会稳定、政治体制改革、政教关系，教团体制及居士组织等课题，佛教理应像维摩居士当年“游诸四衢”、“入治政法”一样，起到化世导俗的职能；三、心平天下平：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评论和平与战争、宗教间对话、文明的冲突与和谐等课题。佛教界可以后来居上，提出自己独特的观点和立场。 三从，新世纪佛教发展的三条可供实际操作的纲领，即从因特网到因陀罗网、从知识经济到善知识经济、从佛教网络到网络佛教。因陀罗网，搭建了尽虚空、遍法界的共业平台。善知识经济，则为这个圆满具足、互相依存的平台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保障了佛教进入主流社会、摄化精英人群。网络佛教，超越时空的籓篱和族群的隔阂，其特点就是去中心化，这与佛教“六和敬”的组织原则和行事方式非常相应。互联网去中心化、扁平化的特质，为信息的畅通，为事务的透明，为决策的民主，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技术条件，使佛教可以在体制上做出重大的变化。 六通，按照中医的理论，不通则痛，通则不痛。在佛教的信仰、社会、文化三大层圈中，需要打通的六大关系：1、政教关系与佛教的主体性；2、学术与信仰的划界与合作；3、继承传统与适应现代社会；4、在家与出家和合的教团建设；4、大众佛教与精英佛教的三根普被；6、宗教对话与中外佛教的沟通。 《法音》复刊400期，记录了中国佛教复兴的足迹，是记录中国佛教发展的正史，是新中国佛教刊物的孵化母体，也是表达主流佛教声音的权威发布平台。本人有幸成为《法音》的忠实读者和作者，也尽己所能发表自己对佛法的认知，对中国佛教的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言。现在，坚冰已经打破，围墙正在拆除，中国佛教在新世纪必将大展宏图。衷心祝愿《法音》越办越好，为引领佛教的发展，为提升民众的智慧，为中国文化的重建和走向世界，擂大法鼓，演微妙音！

刊载于《法音》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