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本诗集

 

　　我年轻的时候，在北京读书，就常常写诗，我并没有准备出版，只是留一个纪念。有时候，是我老师顾随先生评点的。我保留了这些诗，一直没有出版。

 

　　到了台湾以后，发生了白色恐怖，我先生被关了，我也被关了。经过这一次的变故以后，就整理旧的东西，找到这一批旧稿子。我先生说，你这么乱丢，等一下遗失了，不是很可惜？他说我帮你抄下来吧。他就跟我教书的学校借来一个钢板，他就用钢板写了，就印了这么一本。被我的一个学生看见了，学生说这太不好看了，而且我先生书法也不是很好，所以那个学生就说，我用铅字打一本吧，他就拿去用铅字打了一本，都没有出版。

 

　　一直到一九六几年了，那个时候呢，我在辅仁大学、台湾大学、淡江大学教书，然后1966、1967两年到美国教书，1967年暑假我回到台湾，又回到台大、辅仁和淡江教书，那一年，在辅仁大学跟南老师碰见的，他当时也在辅仁大学教书。辅仁大学在台北市郊区，我们都住在台北市区，所以辅仁大学就派一个车去接我们来上课。恰好我跟南老师上课是同一天，也是同一个时间，所以辅仁大学的车子就一路把我们接去了。我们都是中文系的老师，在一个休息室，南老师对于诗词很有兴趣，我们在一起就聊诗词。南老师偶然从学生那里看到一本我的打字的诗词稿，他说你出版了吗？唉呀，我说这是小的时候随便乱写的习作，不值得出版。南老师他说，我觉得你写得很好嘛，你不出版太可惜了嘛。所以他就拿了一本学生打字的稿子，他很热心地说，我要交出版社给你出版。

 

　　我跟南老师从开始认识到谈话、同事只有一年时间，我就又出国了。出国后，1969年底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本书，这是我平生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是南老师帮我出版的。

 

 

一段挫折

 

　　一年的相识，南老师不但帮我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还帮了另一个忙。

 

　　我第二次出国，本来是要回到美国去教书，因为我本来在美国已经教书两年了，我有一个exchange的VISA，就是交换学人的签证,是很容易随便来往的，是不限制的。可是因为这次我要接我父亲出去，美国说你有移民的嫌疑，所以在台湾没有办成功签证，不但没有办成功，他就把我原来的那个签证cancel，就是取消了。

 

　　当时，因为哈佛大学聘我教书嘛，哈佛大学说试一试到温哥华来签，我就换了一本新护照。

 

　　去加拿大之前，南老师就说，我有一个朋友，你可以去看看他。然后那个朋友就给我算一算，整个的批语我也没有带出来，我只记得两句，他说“时地未明时，佳人水边哭。”

 

　　那么，我就拿我的新护照到温哥华来办美国的签证。签证的时候，因为我是要到哈佛去教书嘛，所以我要拿哈佛的聘书，这样呢，你将来就可以教书嘛，不然你只是旅游的签证。领事馆一看，他说你已经拿到美国的聘书，你现在从台湾来，你为什么不在台湾办这个签证呢？为什么你换了新证跑到我这里来签？他说我不能给你签证，他说你要签，我要把你的这个新护照还送回台湾去签。但是台湾不给我签，我才换了新护照过来嘛！我就说那我不去了，我就拿回来了，拿回来护照就不能去美国了。

 

　　那我就打一个电话告诉哈佛大学，我说你们叫我经过温哥华过来，我已经到了温哥华，可是温哥华还是没有给我签证，所以我只好还回去了。哈佛大学一个教授，一直跟我合作翻译，他把我的一些作品翻成英文，我帮他把一些中国的诗词翻成英文。这位教授非常希望我留在北美，他说你不要忙着跑回到台湾去，你先等两天，我替你联系一下。然后他就联系了我后来教书的这个UBC，就是UniversityofBritishColumbia（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他就给UBC大学的系主任打了电话，说有某某这样一个人，现在温哥华，本来是要到美国，没有拿到签证，你们那里有没有机会，给他一个临时的教书机会，可以留下来。

 

　　天下事很巧，那个UBC大学亚洲系的主任，他的中文名字叫蒲立本，他听到以后就说，唉呀，那太好了，我们正在找这样一个老师。他说本来我们UBC在亚洲系没有博士生，今年新设立了博士班，有两个从美国UCBerkele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过来的学生，巧的是呢，这两个研究生都是研究中国唐诗的，一个是研究韩愈，一个是研究孟浩然，他说我们正发愁找不到他们的导师，他说太好了！所以我就临时留下来到了UBC大学。

 

　　当时我是经过一段挫折，发愁不知道到哪里去，还是回台湾吧。所以我就写了一首诗。这就是我要去加拿大之前，南老师介绍我去见一个朋友嘛，这是我到温哥华写的第一首诗：

 

　　异国霜红又满枝，

　　飘零今更甚年时。

　　初心已负原难白，

　　独木危倾强自支。

　　忍吏为家甘受辱，

　　寄人非故剩堪悲。

　　行前一卜言真验，

　　留向天涯哭水湄。

 

　　（原注：来加拿大之前，有台湾友人为戏卜流年，卜辞有“时地未明时，佳人水边哭”之言，初未之信，而抵加后之处境竟与之巧合，故末二句云云。）

 

　　注里提到的友人，就是南老师介绍的那个朋友，他告诉我就是我不会很顺利地到美国，就这么一段挫折。我就觉得这个朋友的话真是太灵了，跟我的遭遇完全吻合嘛！

 

 

　　再度见面

 

　　那么在1968-1969年之间春节的时候，南老师就跟我说，他说我在今年的春节会有一个禅修班，他叫我去参加。可是他定的日期是正月初一到初五。那我说，过年时呢，我是家庭主妇，我有父亲有先生还有两个女儿一起过年的，我这个主妇没办法跑出去坐禅啊，我说我没有办法参加，没有那个自由了。

 

　　如此呢就过了很多年。我到了加拿大的UBC大学，大学马上就决定给了我终身聘书，那我就决定留在了加拿大。我就一直留在那里，就没有跟南老师再见面。这样又过了很多年。到了80年代末，南老师到香港了。他到了香港以后，就有朋友告诉我说，南老师现在到香港了。那么恰好有一年，我被香港中文大学请去客座地讲课。我就打听到南老师的联系办法，我说从前他很热心的帮我出书，还介绍朋友为我占卜，那我现在到了香港，一听说南老师也在，就打了个电话。南老师就说，那你今天晚上过来，我们一起吃饭，所以我就去了。

 

　　南老师好像经常都是高朋满座的，去了那，他家里很多很多人，各个领域的，可是那一次他并没有机会跟我仔细地谈话。因为那一次，咱们国内很有名的演过康熙大帝的焦晃先生去拜访南老师，他是诚心诚意地要跟南老师学习坐禅的，所以虽然南老师叫我去了，我们都见了面，可是南老师那次主要的是答复焦晃先生的问题，还有很多人要跟他谈，我们就没有时间多谈。南老师可能一直希望我也跟他学禅，可是我一直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跟他学习过。

 

 

　　讲学万佛城

 

　　不过我自己与佛家另有因缘，那也是很有趣的事。

 

　　我在加拿大UBC大学教书时，有个学生的师父是宣化上人，她就跟我介绍宣化上人。有一天宣化上人到温哥华金佛寺来，我的学生陪他过来，那我就跟她到了金佛寺。宣化上人坐下来以后，大家都等着他讲，他就跟我说，今天我不讲，今天请你上来讲。我说我不懂佛法，我讲什么呢？他说你爱讲什么就讲什么。我临时就想到陶渊明的诗：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我就讲了这首诗，就说啊，这个寺庙虽然是在闹市之中，但是很清静，没有喧闹的生活。我讲完后，宣化上人说，你讲得非常好！还叫他一个大弟子，是一个美国白人，但是中文好得不得了，他说你把叶老师讲的用英文讲一遍。他这位大弟子真的是讲得非常好，把要点都抓住了，很优秀。然后宣化上人说，以后每一个礼拜，你都到我们这金佛寺来讲一次。于是每个礼拜六，我都到金佛寺去给他们讲讲陶渊明的《饮酒诗》，饮酒诗有二十首，我没有讲完，因为我每年暑假都到中国来讲课，所以我就说对不起大家，我要去中国了，课就停下来了。

 

　　三年以后，我又回到温哥华。我那个学生已经出家了，又来找我说，师父说你上次二十首还没有讲完，还差了三首，这次我们请你到万佛城去讲。我也很好奇，也没去过万佛城，我说好，我就跟她到了万佛城。讲完了，他们就叫我还接着讲杜甫什么的。我有四首绝句，就是在那期间写的。

 

 

　　第一首，“大千劫刹几微尘，遇合从知有胜因。圣地同参追往事，谓言一语破迷津”。“谓言一语破迷津”，我问我的学生，我说你怎么决定出家了？她说是因为我的一句话，什么话呢？有一次她要选做报告的题目，我说你要做报告呢，应该选一个有价值的题目，不要做那种无聊的题目。我说这人生的选择，你要选择一个重要的。她说就因为我这句话，她做了人生的选择，出家了。

 

　　第二首，“陶潜诗借酒为名，绝世无亲慨六经”，陶渊明在饮酒诗里边，曾经慨叹说，现在都没有人读六经了。“却听梵音思礼乐，人天悲愿入苍冥”，我们在万佛城的客人，有一个客人的住所，在万佛城的靠西边的地方。大殿在靠东边的地方，每天早晨天还没亮，我就听见大殿钟磬齐鸣的诵经声音，我觉得非常的美好，我就写了这首诗。

 

　　第三首，“妙音声鸟号迦陵”。因为我的笔名就是迦陵。我十几岁在家里边读诗词，我的伯父喜欢跟我讲一些个故事。我的伯父说，清朝有一个词人陈维崧，很有名，他的作品很多，陈维崧的别号叫迦陵，迦陵就是佛经上的妙音鸟的名字，全名是迦陵频伽。他说在陈维崧以后，好几十年以后，有清朝另外一个词人叫郭麐，郭麐号频伽，因为他仰慕迦陵，所以他叫频伽。这是我小时候听的一个故事。那我在大学里边呢，我喜欢作诗填词，就交给我的老师顾随先生。顾随先生就说，你的诗词写得很好，我要给你拿出去发表，他说你发表过什么作品？我说没有，我从来没有想发表，他说我拿去发表，你想一个笔名吧，我想了想说，就叫“迦陵”吧。所以顾先生就把我的诗词发表了。我这个人也很简单，也不愿意再起别的名字，所以从此我就叫了迦陵。“惭愧平生负此称”，就是对妙音鸟惭愧，平生负此称。“偶住佛庐话陶令，但尊德法未依僧”，我在他们那讲陶渊明的诗，宣化上人他们对我很尊重，我也尊重佛法，可是我没有做什么佛家的仪式。

 

　　第四首，“花开莲现落莲成，莲月新荷是小名。”这怎么讲呢？我小时候，我们家里是不信任何宗教的，没有跟任何宗教的人有往来，我家里只相信孔子。可是我到了大学以后，我的老师顾随先生有时候喜欢讲一些禅宗佛法之类的，他喜欢讲，那我就想，我也应该知道一点吧。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说北京广济寺请了一位佛教的大师讲《妙法莲华经》。我就想，因为我是六月出生，我小名叫荷，就是莲花嘛，我就想，这个我要去听一听。所以我就跑去听讲《妙法莲华经》。所以说“曾向莲花闻妙法，几时因果悟三生。”是讲这一段因缘。那我对佛法本来也不大知道，我只记得他讲的主要意思。说“花开莲现落莲成”，就是人人都有佛性，你还没有成佛，那你的种子在那里花开就有这个莲现了，是要你把世界的尘俗挂碍都解脱了，你这个莲才结成。我听讲以后就记得这么几句，当时说法的法师的话。

 

　　诗词学会与赵朴老

 

　　跟这个广济寺后来还有因缘，这又过了好几十年了。1988年，中国成立了一个诗词学会。因为我到处讲诗词，在那一年的春天被我们辅仁校友会，联合四个单位，邀请我在国家教委的大礼堂讲中国诗词，一千几百人的一个会场。我本来不肯讲，我说唉呀，我这只教教书，在班上讲一讲，你弄到北京来这么大的场面，而且不是说讲一次，是一个系列，我说万一讲砸了，怎么交代？我们校友会说反正已经请了很多人，一定要我讲。我只好讲了，结果听众反映很好。

 

　　然后他们就组织了一个诗词学会。当时来开会的有赵朴初先生。那是个大会，我是主讲人，我就在台上讲。讲完了，诗词学会的人就介绍我跟参会的这些有名的人士见面，然后我就回家了。过了两天，就有一个人送来一封赵朴初先生的信，信里说约我到广济寺去吃素斋。巧的是，到广济寺吃斋的那一天，是我阴历的生日，是六月初。去了以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约我来这里太巧了，这是我几十年前第一次听讲佛经的地方，而且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有一首词记述这件事：

 

　　“当年此刹，妙法初聆，有梦尘仍记。风铃微动，细听取、花落菩提真谛。相招一简，唤辽鹤归来前地。回首处，红衣凋尽，点检青房余几。

 

　　因思叶叶生时，有多少田田，绰约临水。犹存翠盖，剩贮得月夜一盘清泪。西风几度，已换了微尘人世。忽闻道，九品莲开，顿觉痴魂惊起。

 

　　（注：是日座中有一杨姓青年，极具善根，临别为我诵其所作五律一首有“待到功成日，花开九品莲”之句，故末语及之。）”

 

　　后来赵朴初先生还和了我一首词：

 

　　“赵朴初先生和作前调：

 

　　光华照眼，慧业因缘，历多生能记。灵山未散，常在耳、妙法莲花真谛。十方严净，喜初度来登初地。是悲心，参透慈心，并世清芬无几。

 

　　灵台偶托‘灵谿’，便翼鼓春风，目送秋水。深探细索，收滴滴千古才人残泪。悲欢离合，重叠演生生世世。听善财偈颂功成，满座圣凡兴起。

 

　　（注：灵谿指所撰《灵谿词说》。）”

 

　　赵朴初先生对我非常好，第一次他送请柬约我去吃饭，是请一个人送来的。他这首词写好了以后，毛笔写了，亲自送到我察院胡同老家。我们老家本来是个大四合院，解放以后变成一个食堂什么的，后来变成居委会，都在我们那个院子里。那我回家以后呢，我就临时住了非常小的一个房间，一张桌一把椅一个床，没有别的地方再可以放东西。赵朴初他看到我住的地方这么狭窄，朴老就说，我们佛教会在北京还有一处房产是空的，他说你可以去住。我说这个不可以，因为我也不是回来常住，我是放假才回来，我那时候在UBC，我还要回到加拿大，我说我不能够要一所房子，所以我就谢绝了。我们家里人也都很好，都不要，这个身外的意外的东西。其实我两个弟弟住得也很紧。朴老后来常常约我到他家里去谈话，我出版的书他都看了。

 

 

　　顾随先生的勉励

 

　　我可以说是不用功的人，因为我并没有好好去研读佛经，我也没有去拜哪一位法师，都是我自己的探索，没有什么形式。我这个人从来不大注意这些外表的，比如写诗词就写了，并没想说要怎么样怎么样，现在也是，反正我讲了就讲了，可是大家把它记下来，这样子的。

 

　　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对我是有很大的期望，他有一封信给我说，我听他很多年的课，凡他的所有法我都得到了，他说我所望于足下者，是于他的法外，别有开发能有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不要做孔门的曾参。然后他还讲了一句，然而欲达到此目的，非取径于蟹形文字不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光读中文还不够，我真的要想开拓，一定要学好英文。可是那个时候你想，我们在国内而且是在日本控制的沦陷区，没有英文课，没有这个机缘。

 

　　可是天下事情就是如此，我不是后来临时去了加拿大的UBC大学嘛，他们有两个研究生，所以需要一个导师。可是后来他们系主任跟我说，作为一个专任的教师，你不能只教两个研究生，你一定要开大班的课，大班的课你一定要用英文教，这对我是一个挑战。我这人其实是很用功，我在中学在大学都是班上的第一名，我是很会念书很爱念书的人。所以他让我用英文教书，那我就真的用功，我就每天晚上查生字，而且我的学生连我的博士生们所有的论文报告都是英文啊，所以我就要查生字备课，用英文讲，所以给我逼了几年，那我的英文就进步了。我这个人还真是很好学，我说英文好了，能够对付我的课，这个我还不满足，一是我真好奇，同时也是喜欢学习。而且我在国外教书的那几年，可以说那是西方的学术思想风起云涌的时代，有名的学者过来讲演，我就去听，现在那个时代都过去了。

 

　　后来我从加拿大退休了，又回到台湾的清华大学去教书，还是教我的诗词。清华大学晚上有一个课，一个教授讲西方很出色的一个女学者关于西方的解析符号学，我就去听。从她那里学来之后，我用到我的诗词上来。我后来写了很多篇论文，用西方的理论来讲了中国的诗词，就讲这个诗歌的语言，它不是逻辑性的，它是感受质感的思维，这个语言就是如此的。所以王国维说词有什么好处？他说词以境界为最上。谁也摸不清楚，这个境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以我学了他们西方这一套，就写了很多论文，用西方的理论把中国词的特别微妙的地方说出来了。可是这个方面，我中国的学生，他们不能够继承和发挥，因为我们中文系的学生英文太差，我真的用西方理论写的东西，他们并不大能够继承。那在外国，他们是用英文的，又没有中文的修养。

 

　　可是我又要说了，不是说我的聪明才智胜过了王国维，或者胜过我的老师。是王国维的那个时代，西方还没有这些个理论。王国维也很用功，他后来也学英文。我的老师本来就是英文系的。可是他们那个时代，西方还没有这些理论出来。

 

　　反正我不管做什么事情，对人对事我都是尽我的力量去贡献出来，其他就随缘了，这也是佛法的一个道理。

 

　　我认为我教书或者研究诗词，还是属于知识学问。可是佛法是证悟，不是知识，超越一般的知识。

 

　　南老师大概一直要度化我跟他参禅。在这一方面我没有经验，没有机缘，就是跟南老师没有这一份机缘，因为他叫我去参禅，我没有去成嘛，所以没有机缘。但是我虽然是没有能够跟南老师有这一份机缘，但是我后来另有与佛家的机缘。我在台湾那会儿，在辅仁大学，那个时候还有一位叶曼老师，好像当年也在辅仁兼过课，她跟南老师学禅的。后来我在北京见过她，那时候她90多岁了。

 

　　南老师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而且知识方面也非常的渊博。南老师那会儿跟我谈话，大致都是讲诗词，他对于文学很有兴趣，对于我的诗很感兴趣介绍去出版，那时候我们每个礼拜在辅大上课时都见一次面。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2018年10月21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