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看到中国人没有信仰的说法。但正相反，中华文明传承发展数千年而至今充满活力，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华民族始终有着无比坚定的信仰。古代中国人的深层信仰当然不是宗教，不是国产的道教，更不是外来的各种宗教。中国人深入骨髓的信仰是“敬天法祖”，这种信仰使得中国人能将自身置于天地宇宙古往今来的适当位置，永存诚敬之心，常有家国情怀，时时修积德慧，而非个人至上、物欲至上。

“观天之象，究天之极，行天之道，谓之敬天”，“敬天”就是对“天”和“上帝”的敬仰崇拜，与古人“观象授时”有密切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整体思维方式。敬天观念在商代已明确存在，殷墟甲骨卜辞中的“上帝”，居高临下决定刮风下雨、年馑收成、疾病福祸等很多事。《尚书·汤誓》记载“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诗经·商颂》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帝立子生商”，生商灭夏都出自“天”或“上帝”之命。周人更是有着强烈的敬天思想、天命观或对“天”的崇拜信仰，祀天是周人最高级别的祭祀礼仪，只有周王才有资格祀天。周王尊称“天子”，因受“天命”而有资格统治“天下”。周代文献中，“天”“上天”“昊天”“皇天”“旻天”“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等，基本都指同一对象。《周礼》记载祀昊天上帝要实行“禋祀”，就是烧柴火使烟气上达九天，而且是要在冬至日于“圜丘”祀天。但实际上在山巅祀天也应该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重要形式。秦汉以后，祀天行为和敬天传统一直得以延续，成为中国古代政权合法性的仪式见证和思想源头。

“安祖于土，守祖于陵，习祖于慧，谓之法祖”，“法祖”就是对祖先的敬仰崇拜，将祖先深埋于墓中，在宗庙祠堂或墓地祭告祖先，并传承祖宗血脉道统。商代祖先崇拜观念很浓厚，殷墟卜辞有大量祭祀商人历代先公先王的记载，商代墓葬也基本都是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族墓地”。周代有基于祖先崇拜的宗法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祭祀制度、墓葬制度等，传世文献和金文当中有许多在各种场合祭告先祖的记载。《周礼》中将当时的“族葬”或“族坟墓”分为“邦墓”和“公墓”两类，还设专职官员管理。“法祖”建立在敬天观的基础之上，只有“敬天”才谈得上“法祖”，《诗经》《逸周书》《国语》等记载周天子祀天的时候要以其始祖后稷配祭。祖先崇拜观念、宗族观念流传至今，成为中华民族孝慈伦理、家国情怀的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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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发现来看，敬天法祖信仰的形成由来已久，至少已有8000年的历史。

“敬天”可能源于观象授时，只有观测相当稳定的天象，才有可能掌握精准可信的农时，总结出后来的“二十四节气”，从而为农业生产提供最根本的保障。中国农业起源已有1万多年历史，到距今8000多年前，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普遍出现农业，已经初步形成“南稻北粟”的格局。有学者认为，8000年前农业的较快发展，很可能与比较成熟的观象授时方法或者天文学的诞生有关，这当然是有道理的，同时很可能也意味着祀天行为和“敬天”观念的产生。

考古学上比较清楚的祀天遗存，较早出现在湖南洪江的高庙遗址。在这个遗址下层发现了一处距今接近8000年的大型祭祀场，里面的4个边长约1米的方形大柱洞，被发掘者推测为“排架式梯状建筑”遗迹，原来可能是一座很高的“通天神庙”。还有数十个祭祀坑，埋有火烧过的各种动物骨骼，个别坑中还有人骨，可能是燔柴燎祭后瘗埋的动物牲坑、人牲坑。出土的白陶祭器异常精美，上面戳印有复杂图案，有可以和祭祀场“通天神庙”或者“天梯”对应的图像，还有獠牙神面纹、八角星纹等。神面纹是在一个似乎可吞噬一切的巨口里面露出一对或两对獠牙，两侧一般还伸出双翼，这很可能是“见首不见尾”的“神龙”或“飞龙”形象，八角星复合纹则可能是“天圆地方”“四方五位”“八方九宫”宇宙观的体现。还有一些飞凤纹，一般都是托举着“飞龙”或太阳向天上展翅欲飞的形象。“通天神庙”、燔柴燎祭、飞龙飞凤，足以复原出一幅可信的祀天场景。

在辽宁阜新塔尺营子遗址的一块小石牌上，也发现了类似高庙的带獠牙的“神龙”图像，年代和高庙差不多。附近的查海遗址则在村落中心有一条长近20米的石块堆塑的龙。高庙和塔尺营子一南一北，相距数千公里，却都有类似的龙形象，说明龙可能已经是8000年前中国大部地区的崇拜对象，与其相关的敬天观也已成为萌芽状态的早期中国的共识。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也有线索可寻。河南舞阳贾湖墓葬中出土了一种一头双叉、一头带把手的骨器，还有一种尺子一样的骨器，有人说它们是观象授时的工具，类似汉代画像上女娲伏羲手持的“规”和“矩”。随葬的龟甲里面装有石子，很可能是八卦类数卜的工具，有的在龟甲外面还刻有可能表示占卜结果的字符。龟甲和骨“规矩”常放在一起，推测龟甲或与骨“规矩”所观测的天地相关，不排除以较圆圜的背甲象天、以稍方平的腹甲形地的可能，也就是说可能已有“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甘肃秦安大地湾、陕西临潼白家遗址陶钵上的彩陶符号，浙江义乌桥头遗址陶器上的彩陶八卦类卦画符号、萧山跨湖桥遗址角木器上的刻画八卦类数字卦象符号，都和贾湖的数卜密切相关，他们很可能拥有类似的敬天信仰。

8000年前产生的敬天信仰和天文学体系，此后长期延续发展。距今6000多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蚌塑“龙虎墓”是二十八宿天文体系已经成熟的明证，而距今5500年左右安徽含山凌家滩的祭坛、八角星纹“洛书玉版”、玉璧，距今5100年左右辽宁建平和凌源交界处牛河梁遗址的三层祭天“圜丘”遗迹等，则都显示出明确的祭天场景和“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大口獠牙的神龙形象，以及各种具象的龙形象，在距今8000年以后也越来越常见。良渚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玉器上的“神人兽面纹”，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其实都是高庙龙形象的延续，也是敬天信仰传承发展的见证。

地球西边的西亚文明、埃及文明等，有发达的神祇崇拜传统，神多、偶像多、神庙多、祭司多，但却少见敬天信仰。比较例外的是苏美尔早期有对天神安努的信仰，《苏美尔王表》开头就有“王权从天而降，落在了埃利都”的记载，《吉尔伽美什史诗》当中有关于安努的传说，乌鲁克遗址有5000年前安努的神庙。在楔形文字中苏美尔人是来自东方的“黑头人”，苏美尔语和当地的闪含、印欧语系没有关系，反而和阿尔泰语系、汉藏语系有相近之处。苏美尔的敬天信仰是否和中国有关，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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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祖”固然源于血缘关系，但“法祖”观念为何在中国如此根深蒂固？恐怕和“以农为本”的观念有莫大关系。发展农业需要较为长期的定居，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葬于斯，是中国人代代相传的信念。中国人强烈的“老家”情怀从先人的坟头开始。

墓葬的出现已有数万年的历史，但出现秩序井然的“族墓地”却不过8000多年，且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白家文化和后李文化，以黄河中游地区的裴李岗文化最具代表性，比如舞阳贾湖、新郑裴李岗、郏县水泉等墓地。这些墓地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入土为安”，将祖先深埋于地下，并且装殓齐整、随葬物品，还实行墓祭，显示出对死者特别的关爱和敬重，是祖先崇拜观念显著加强的体现。第二个特点，是每个墓地可以分区分群，还成排成列，有明显的空间秩序，可能体现同一氏族（宗族）的人群在亲疏关系、辈分大小等方面的差别和秩序。第三个特点，同一墓地延续一二百年甚至数百年之久，说明族人对远祖的栖息地（祖坟）有着长久的记忆和坚守，体现出对祖先的顽强历史记忆，可能也为后世子孙在这块地方长期耕种生活提供了正当理由和“合法性”。这样的“安祖于土”的族葬习俗，在中国自8000多年以来延续至今。

西亚同时期的丧葬情况和中国差别很大。从安纳托利亚恰塔尔土丘遗址等的情况看，那里流行居室葬、火葬、天葬，但罕见大规模的土葬公共墓地。居室葬、火葬、天葬的共同之处都是不对死者尸骨进行妥善安置，可能表达了追求灵魂纯洁的观念，却很难真正体现祖先崇拜信仰。西亚、埃及等地当然有族墓地的情况，但年代较晚，主要是在距今6000多年以后，出现的背景也值得深思。

本文作者：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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