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计时器，叫法甚多，以刻漏、漏刻、漏壶之称为最。史载漏为黄帝所发明，《隋书·天文志》云：“昔黄帝创观漏水，制器取则，以分昼夜。”又梁代《漏刻经》谓：“漏刻之作，盖肇于轩辕之日，宣乎夏商之代。”铜漏即铜制刻漏，目前所见铜漏实物年代最早的在西汉时期。据不完全统计，考古出土的汉代刻漏已有10件，年代皆为西汉。

铜漏的考古发现

1958年，陕西兴平东门约1公里外修建砖厂时发现一座西汉空心砖墓，墓中出土一件铜漏壶。该铜漏器身为圆筒形，素面，下有三足，近底部有漏斗状流管。盖口和提梁中央有正相对的长方形小孔各一，孔长1.75厘米，宽0.6厘米，提梁高6厘米。在壶内出水口处有一紧贴在壶壁呈不规则圆、直径约4厘米的云母片，疑为控制漏水的装置残片。

196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发掘队对满城汉墓进行发掘，出土的随葬品中有一件铜漏，呈圆筒形，下有三足，流管残断但仍可观察到其漏斗状特征，盖口和提梁各有一正相对的方形小孔。墓主中山靖王刘胜是汉景帝之子，武帝的庶兄。

1976年，在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沙丘内偶然发现一件西汉铜漏。该器自铭“铜漏”，器身有三处铭文，器内底铸阳文“千章”，器表阴刻铭文“千章铜漏一，重卅二斤，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四月造”，提梁的第二层梁阴刻“中阳铜漏”。

此铜漏被称为千章铜漏，壶身为圆筒形，重8.25千克。底有三蹄形足，近壶底处斜下出约25°的流管。盖上有双层梁，自盖顶至第一层梁距6.5厘米，自第一层梁至第二层梁距6.1厘米。壶盖和两层梁的中央有上下相对应的三个长方形孔。1977年，山东巨野红土山西汉墓地出土一件青铜筒形器，无足无盖，腹中部饰有2个对称的铜环。距器底5厘米处有漏斗状流，长5.8厘米。出土时器内满是泥土，并有朽木痕迹。

千章铜漏 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出土

青铜漏壶的壶内底铸有“千章”二字（也有专家认为是“干章”）

根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发掘者认为墓主可能为汉武帝之子昌邑哀王刘髆，即海昏侯刘贺之父。该筒形器与汉景帝阳陵出土的筒形器结构一致，华同旭先生认为此类器物为浮箭式漏的供水壶。

所谓浮箭式漏由两只漏壶组成：一只是播水壶（亦称供水壶或泄水壶）；另一只是受水壶，壶内装有指示时刻的箭尺，通常称为箭壶。箭壶承接播水壶流下的水，安在箭舟上的箭尺会随水位的上升而上浮，故称为浮箭漏。

根据巨野铜漏平底无足的结构，且不具有扶持漏箭的带长方形孔的器盖而区别于其他明确为铜漏的设计，其形制与后世元代阶梯型漏壶中桶状形的播水壶整体相类。元代阶梯型漏壶制于元仁宗元祐三年（1088），现藏于国家博物馆，《广州府志》对其有详细的描述，“凡四壶，分四层。第一上水壶……第四箭壶，上三壶底隅皆有孔以滴水，铜笕承之，以次相注滴入箭壶”。

此外，早期的文献中也提到了漏刻中的播水壶，如晋代孙绰《漏刻铭》云“累筒三阶，积水成渊。器满则盈，承虚赴下。灵虬吐注，阴虫承泻”。再如宋人杨甲《六经图》中记载了唐初太常博士吕才制作了具有4个播水壶的浮箭漏“有四匮，一夜天池，二日天池，三平壶，四万分壶。又有水海，以水海浮箭。以四匮注水，始自夜天池，以入于日天池，自日天池，以入于平壶，以次相注，入于水海，浮箭而上，每以箭浮为刻分也”，其中的“夜天池，日天池，三平壶，万分壶”是由高到低呈阶梯式分布的4个播水壶，“水海”则为受水壶。

因此，结合文献及实物推测巨野铜漏这类筒形器有可能是播水壶，与相应的受水壶配套使用，构成完整的计时系统。当然，这有赖于更多考古资料的出土来印证。

200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凤栖原考古队对汉宣帝杜陵园区内的张安世家族墓地进行清理。张安世是武帝朝御史大夫张汤的次子，宣帝朝霍光死后，其任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后又任卫将军。清理过程中在K4陪葬坑发现一件铜漏，被称为凤栖原铜漏。器呈圆筒形，重约11.6千克。底下三蹄形足，高度稍有差异，平均高约8厘米。漏壶流管斜向下伸出与水平面呈6°的夹角，流管外观为漏斗形。方形单提梁盖，在壶盖和提梁的正中央各有一方形孔。壶盖及梁总高17.5厘米，提梁高14.2厘米。出土时壶内底部留有断成三节，宽度、厚薄基本均匀的残木条。

2011年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了一件铜漏。器身呈圆筒形，重约4.998千克。三足高度有差异，平均高5.1厘米。底部有漏斗状流，流长3.6厘米，管孔径0.4厘米。盖与提梁有相对的长方形小孔各一，均为1.5×0.6厘米，提梁高9.4厘米。腹上有半环形耳衔环。

2021年江村大墓被确定为汉文帝霸陵，陵园的陪葬坑出土了2件铜漏，或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刻漏。2022年4月汉景帝阳陵博物院推出“治世之光—西汉帝陵考古成果暨致敬考古百年展”，霸陵出土的23件（组）精品文物首次向公众展出，铜漏也在展出之列，同时展出的还有景帝阳陵出土的2件铜漏，一件残缺仅余底部，一件基本完整；还有武帝茂陵出土的铜漏。武帝茂陵出土的铜漏与兴平汉墓出土的铜漏外观一致，且兴平汉墓铜漏就藏于茂陵博物馆，二者或为同一器物。

铜漏的形制与结构设计

形制

目前出土的汉代铜漏皆为圆筒形。从冶铸上来说，筒形器物相对容易浇铸，技术在商周时已臻于成熟，到了汉代更是积累了丰富的制造经验。铜制筒形器可追溯至晚商，主要流行于秦汉，汉代出土的各类日常用具中有诸多呈圆筒形，比如量器、计时器、盛酒器、温酒器、盛水器、粮仓、贮泥器、食物盛器等。

筒形器周身直圆，形似竹筒，是古人“法自然”思想、尚“圆”造物观的外化表现。中国古人崇尚自然，热衷于探索和认识自然，形成了“天人合一”“天圆地方”的造物观，认为“地如鸡子中黄，孤居天内”，《周易》则说“乾为天，为圆”。儒家“中立而不倚”、道家“道法自然”、佛教“性体周遍日圆，轮回周无穷”，这些思想观念似乎与“圆”的图式相契合。

汉代出现的诸多筒形器，或许是“尚圆”、观念的体现。王子今教授《试谈秦汉筒形器》及姚智辉所著《从妇好汽柱甑到海昏侯套合器—对中国古代蒸馏器的再认识》一书都详细分析了汉代筒形器的盛行及原因。

结构设计

华同旭《中国漏刻史话》一文将西汉铜漏分为浮箭式漏和单壶泄水型沉箭漏壶。巨野铜漏为浮箭式漏中的供水壶，其余绝大多数为单壶泄水型沉箭漏壶。前者仅具备筒形器身、流管结构，后者兼具筒形器身、带长方形孔的提梁盖、三足、流管结构，较之前者，最大区别在于有带长方形孔的提梁盖。

流管所有铜漏的流管皆呈根部大尾端小的漏斗状，略向下倾斜与水平面形成一定夹角，如凤栖原铜漏流管与水平面所成夹角为6°,千章铜漏流管与水平面夹角约为25°。关于流管斜下的设计，杨忙忙在《汉铜漏壶的保护修复及相关问题探讨》一文有所论及。夹角能使水顺着流管往下滴，防止水滴回勾时水不能完全流入承接容器内。流管出口孔径小，壶内孔径较大且位于管中部，可避免水垢沉积堵住流孔。此外，铜漏流管皆位于两蹄足中部，正对另一侧的蹄足，三足与流各得其位，错落有致而美观，兼具器物平衡的实用性。

提梁与将提梁设在器身的青铜器不同，铜漏的扁条形提梁设于器盖上，盖与器身以外扣式相合，不具备现代的螺旋结构，故而提梁并不是用来提拿，而是为了稳定漏箭。为了使漏箭顺利随水面下沉，保证漏箭时刻垂直于器盖使度数趋于准确，在设计提梁的高度时必须考虑漏箭的长度。

漏箭的具体长度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漏箭需要高于漏身，甚至需要高于提梁。高于提梁可以使漏箭在水位降至壶底时，仍可被提梁及器盖上方孔同时扶正，保持垂直，减少偏移。

长方形孔各个铜漏的长方形孔长宽区别不大，铜漏盖及提梁上的长方形孔尺寸也仅为毫米之差。目前出土的铜漏中只有2件带双层提梁，即千章铜漏和霸陵外藏坑出土的其中一件铜漏，每一层梁上均有长方形孔。三个孔的设计应该也是为了更好扶正漏箭。

河南博物院征集的西汉铜漏壶

漏箭至今未见有完整出土的漏箭，或许是因其多为竹质或者木质，不易保存。巨野铜漏内有朽木痕迹，凤栖原铜漏内有木质残条。文献中对漏箭也有所提及，《后汉书·律历志下》也有记载：“孔壶为漏，浮箭为刻，下漏数刻。”这里没记载漏箭形制，但从铜漏器盖及提梁设长方形孔推测，应该和当时的长条形尺子相似。

丘光明先生《中国历代度量衡考》一书收录了1990年前出土及各级博物馆所藏铜、铁、玉、木、竹、骨等材质汉尺98件。其中西汉尺10件，新莽丈、尺3件，东汉尺85件；考古发掘所得62件，传世收藏品36件。白云翔先生在《汉代尺度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一文中对1990年后出土的汉尺进行梳理、考察，认为汉代尺子的宽度有一定制作规定。由是，目前考古出土及传世的汉尺总计一百多件，均为长条形。

漏箭应为密度较小的材质，故可能是木、竹、骨质，经统计西汉时期木、竹、骨尺有11件，这些尺子的宽度、厚度、长度确有一定的制作规范。宽度均在1—2.2厘米之间，尺子宽度大于1.9厘米的只有1件，为出土于内蒙古磴口纳林套海3号墓的骨尺。尺子厚0.25—0.6厘米，尺子厚度达到0.6厘米的只有一件，为出土于山东日照海曲故城附近苗姑墩1号汉墓的木尺。西汉铜漏长方形孔长1.5—1.9厘米，宽0.6—0.97厘米。如兴平汉漏盖及梁上孔尺寸1.75×0.6厘米，在上述11件汉尺中能穿过此孔的有8件；千章铜漏3个长方孔中最小的尺寸1.75×0.9厘米，能穿过此孔的有8件；凤栖原铜漏最小方孔1.6×0.6厘米，能穿过此孔的有6件；海昏侯铜漏盖及梁长方孔1.5×0.6厘米，能穿过此孔的有6件。由此可见长方孔尺寸大于当时多数汉尺的宽厚尺寸。

那么漏箭是否有可能就是西汉平常的尺子？以上提到的西汉尺子的实际长度范围在21.7—25.3厘米。漏箭的长度应据漏壶深度而定，只要在水漏尽时漏箭还有部分露出器盖可见刻度即可。兴平汉墓出土铜漏深23.8厘米，千章铜漏深24.2厘米，海昏侯铜漏深24.5厘米，再加上漏箭底下的承托浮舟，如果使用日常的尺子充当漏箭未尝不可。王振铎先生认为，方孔中的木尺（注：不一定是木质）在宽度和尺形的比例上都符合秦汉古尺的形制，其据晋人陆机《漏刻赋》中“管俯而阴阳效其诚，尺表仰而日月与之期”之句，借“尺表”以为“表尺”，推测汉代铜漏都是用的表尺即带计时刻度的尺子，而不是剖面为圆形的漏箭。

从西汉铜漏提梁的长方形孔设计可得知漏箭应为长条形，故论断是可信的。衔环霸陵外藏坑出土的其中一件铜漏、海昏侯铜漏、凤栖原铜漏、巨野铜漏，器身上均有对称的衔环，易于搬取、挪动，甚至可以悬挂使用。《周礼》中有此方面的记载：“掌挈壶以令军井，挈辔以令舍，挚畚以令粮，凡军事，悬壶以序聚。凡丧，悬壶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以日夜。及冬，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挈壶”是当时管理漏壶的官职，《隋书·天文志》载：“昔黄帝创观漏水，制器取则，以分昼夜，其后因以命官，《周礼》挈壶氏则其职也。”由此可知挈壶氏是掌管刻漏的世袭官职。凡有军事和丧事，都要使用漏壶，伴以水火，分昼漏、夜漏，全天值守，可知当时古人已注意到漏壶在冬季的防冻保温问题。“挈壶、悬壶”，说明这种漏壶可以悬吊起来使用。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汉代铜漏

考古发现的铜漏主人皆为当时权贵，可见铜漏也是身份和地位的一种象征。兴平汉墓的墓主虽然未能确定，但从随葬有铜弩机推测墓主应为武官，因此兴平铜漏可能为军用。北宋吕大临《考古图》中收录有汉丞相府铜漏，该器“高九寸有半，径五寸六分，盖有长方孔”，所属丞相府，可见使用者的身份并非一般，其形制、结构也与出土实物一致。

据目前出土材料及文献记载，这些刻漏均为铜制、圆筒形，结构基本一致。但要注意的是被视作供水壶用的巨野铜漏、景帝阳陵出土的其中一件铜漏不具备全部特征。带盖的铜漏均为外扣式盖，器盖和器身以子母口扣合，西汉铜漏的形制和结构基本已经形成定制。

作者：苏海通，潮州市饶宗颐学术馆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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