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2022年6月16日，三星堆考古研究团队宣布将8号“祭祀坑”新发现的“顶尊蛇身铜人像”与1986年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鸟脚人像残部”拼对成功，重新命名为“鸟足曲身顶尊神像”，两部分在“分离”3000年后终于合体。此次跨坑拼对的实现，推进了对三星堆坑间关系的认识，为三星堆文物的复原工作提供了新思路。

 

“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图一）一经报道，在学界和公众中都产生了热烈的反响。适逢受邀浅谈对三星堆新出器物的看法，这里就以“鸟足曲身顶尊神像”为例，简单谈几点。 

 

“鸟足曲身顶尊神像”从下至上分别为：方形台座、有盖青铜罍、双手撑罍盖的曲腰倒立神像（足底上方有倒立双鸟）、觚形尊（由神像头部顶着）。下面从青铜容器和倒立神人两个方面展开讨论：

 

1关于青铜容器 

 

 [ 方 座 ]

 

 

“鸟足曲身顶尊神像”的最下方为一方座，其上置有铜罍（图二：1），这一方座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三代常见的带方座青铜器是西周早期出现于关中地区并引发广泛流行的方座簋（图二：3、4），有学者推测这一特殊“容器+方座”形式的来源与晚商方形器流行、圈足增高和周初用方禁置物等因素有关（图二：2）（张懋镕《西周方座簋研究》）。而三星堆遗址属晚商时期，却已出现了用方座承托青铜容器的情况，这对进一步探讨周初方座簋的来源有启示意义。 

 

[ 有盖铜罍 ]

 

尊、罍是三星堆青铜器群中最具商文化特征的器物，但在殷墟二期后，中原地区的此类尊、罍传统已衰落，反而在南方地区颇为流行且具有较强共性，故有学者推测该时期南方可能存在一处向外输出尊、罍的青铜器铸造中心，三星堆的尊、罍便是沿长江溯江入蜀的（张昌平《论殷墟时期南方的尊和罍》）。 在中原地区，尊、罍皆为储酒器，但从1号、2号坑出土的尊、罍内部遗物来看，在三星堆尊、罍多用于盛放玉器、海贝、金器、象牙珠等。如1号坑龙虎尊器内清理出金面罩、金料、玉石器（图三：1-3），2号坑青铜罍(K2②：70)中发现大量玉凿、玉管珠（图三：4），青铜尊(K2②：127)中置有海贝、铜瑗（图三：5、6）。加之南方青铜器鲜见觚、爵等商代饮酒器，可推测三星堆的尊、罍很可能并非酒器，而是玉、贝贮存器。 

 

“鸟足曲身顶尊神像”中神人双手撑于喇叭状罍盖之上，而中原地区的此类折肩圆罍却鲜有发现有器盖的，但在三星堆铜罍带盖却是不乏其例，如三星堆2号坑出土的圆罍、圆罍盖（图三：7、8）和有盖方罍（图三：9）。 不仅是罍，三星堆的部分尊可能也配有器盖，如2号坑出土的顶尊跪坐人像(K2③：48)（图三：10），该跪坐人像头顶圆尊，两手上举捧尊，尊口上也有一喇叭形盖（盖钮残断）。 可以说，三星堆出土尊、罍的主体造型源自商文化，但三星堆先民对其功能（置酒→置玉、贝等），结构（增加喇叭状器盖）都进行了改造。

 

  [ 觚形尊 ]

 

（1）器型 “鸟足曲身顶尊神像”的神人头顶着一觚形尊（图四：1）。尊体呈细长直筒状，喇叭形敞口，高圈足外侈。该尊与三星堆常见的折肩敞口尊（图三2、6）有较大差异。虽然三星堆未出土过单体觚形尊，但广汉西门外曾出土过一件与之造型相近的商代晚期觚形尊（图四：1），证明当时该地区是存在此类器型的。 （2）纹饰 该尊纹饰从上到下依次是： 口沿下：环钮一周；器颈：蕉叶纹+环带纹；器腹：弦纹+环带纹+饕餮纹+环带纹+弦纹；圈足：环带纹+蕉叶纹。讨论如下： 

基于环钮的造型笔者推测当时很可能将丝线穿入环钮并垂饰玉器。之前的发掘中就曾发现大量的玉珠、玉管等有孔玉器，这些都可作为坠饰。 饕餮纹：该饕餮纹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晚商中原地区的具象饕餮纹杂糅了多种动物的特征，整体呈现兽形，而该饕餮纹则更近人面（尤其是两嘴角下延的口部，与中原饕餮纹差异较大），而与之前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有颇多相似性（图四：5、6）。相比于铜面饰K2③：231（图四：6），两者的差异仅在于目纹的形态。因此，可以说此尊上的饕餮纹是基于三星堆的铜面饰，而非杂糅动物特征。至于三星堆铜面饰的来源，笔者曾有过分析（图四：7），这里不再展开。 蕉叶纹：该尊的蕉叶纹从外向内分别为：细线纹-圈带纹-宽带纹-云雷纹-三角体兽形纹（图四：8、9），整体上来看，这是对中原地区常见的蕉叶纹的模仿，其中的各纹饰元素也都来自中原，但如此组合却仅见于三星堆。两地蕉叶纹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中原地区的蕉叶纹1.不以环带纹为界；2.顶部尖锐且到器顶（图四：3）；3.不施于圈足；4.蕉叶纹中常见相对的侧体夔纹或其简化形式（图四：10）；5.与蕉叶纹造型相近的短三角纹中常见蝉纹或其简化形式（图四：11），蕉叶纹中也偶见蝉纹（图四：10），由此可推测该觚形尊蕉叶纹最中央部分的应是变体蝉纹。总之，该尊的蕉叶纹是基于中原铜器的纹饰元素与蕉叶纹的整体造型，进行的再创作，有明显的地方特色。 整体来看，该觚形尊的原型为商式觚形尊，纹饰的布局、整体模式虽亦仿自商王朝，但融入颇多本地特色，模仿与创新并存。

 

 

2关于倒立神人 

 

 [ 神人头部 ]

 

第一，头戴面具（图五：1）。从耳后下方、下颌，可明显看出该神人头戴面具，而非面容如此。戴面具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基于三星堆之前出土的两种铜面具结合体的创新，它融合了大面具(K2③：148)的纵目、眉、耳、鼻（图五：2绿色部分）和铜兽面（K2③：217）的小眼角巨目框、耳上内勾纹（图五：3蓝色部分），但獠牙的特征不见于之前的任何面具。 头戴面具证明该人像本体的身份不是神祇，面具的功能是使（或象征）佩戴者状态或身份的转变（如神祇附体等），而真正的神祇并不需要依靠面具改变身份。即使三星堆先民相信其神祇确有纵目巨耳的形象，但头戴此类面具也只是对神祇样貌的模仿而已，并非神祇本身。

 

 第二，獠牙。獠牙齿神面纹虽在之前的三星堆发掘中未有发现，但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却并不罕见，高庙、红山、良渚、龙山文化中均有出现（图六：1）。有学者推测此类獠牙齿为野猪的牙齿，但通过比较可知，仅有向上獠牙的可能源自野猪，但上下均有獠牙，表现的应是虎齿（图六：2），以“人面虎齿”表现人与虎的结合。这类獠牙神像在新干商墓中也有发现（图六：3），但商周时期的“人-虎”结合更常见的形式是“虎首人身”（图六：4-6），“虎首人身”是商代“半人半兽”主题中的一个重要类别（不再展开）。

 

 第三，分绺发型。除了“鸟足曲身顶尊神像”，新出土神坛上的坐姿神像也有神人有此发型（图九：2）。在之前的三星堆人像中有相近的形象，如1号坑跪坐人像(K1：293)（图七），发型分绺，从前往后梳，再向前卷，挽成高髻。此发型非常怪异，不知本来是否也顶有器物。 

 

 [ 人身鸟爪 ]

 

“鸟足曲身顶尊神像”的双足为鸟爪状，构成半人半鸟的形态。“半人半鸟”的形象在商周艺术中并不罕见，是该时期半人半兽主题中的另一个重要类型。“半鸟”部分一般是由鸟爪替代人的手臂（图八：2、3）或足部（图八：4、5），其意义应与上述“虎首人身”主题相近，代表了将鸟的特殊能力融入人体。

 

 需要注意的是，倒立神像的手臂下端有一处圆孔状残损（图九：1），对比新出土的同发型坐姿獠牙神像（图九：2）（图十三：4），可推测该处很可能缺损了一个弯钩形饰。 相近的弯钩状纹饰在商代艺术中的鸟爪上颇为常见（图九：4），表现的是雄性雉类腿爪处的“距”（如雄鸡腿后趾样的突起部分）（图九：3），同为半人半鸟的大禾人面方鼎中，人的鸟爪后也有“距”（图八：2）。考虑到该神人的双足已为鸟爪，因此在双臂上出现“距”也是有可能的，亦为人身鸟爪的一种体现。（但该观点尚无法解释为何“距”在手腕而非腿足处这一情况）

 

 

 [ 足下鸟纹 ]

 

神人足下的鸟纹有着钩状喙，大眼造型似逗号（后眼角外延），头后有一撮羽冠（图十：1）。通过这几个特征，我们可以在三星堆中找到该鸟纹的完整形态：2号坑出土的铜鸟（K2②：194-1）（图十：2）。三星堆鸟纹造型丰富，但相比于其他鸟类，这种具有弯钩喙短羽冠的鸟显然更受重视，因为它是青铜大神树上唯一的鸟类（图十：3）。 这种鸟的特征可概括为弯钩喙、逗号眼、头后有短羽冠。根据上述特征笔者认为其原型最有可能是凤头鹰（图十：4）。原因有四：1.铜鸟的弯钩喙证明该鸟属食肉类猛禽；2.头后的短羽冠是凤头鹰的主要特征（而其他鹰类则少见这一特征）；3.部分凤头鹰目后有一小撮深色羽纹似将眼角拉长；4.凤头鹰主要分布于中国西南及东南亚等地的山地森林和山脚林缘地带，四川峨眉山至今仍是其重要分布地（《中国鸟类志》），三星堆亦在其分布范围内。其中，头后短羽冠这一核心特征是推测其为凤头鹰的主要依据。 三星堆人之所以重视凤头鹰，可能因其在繁殖期常在森林上空盘旋，并发出响亮的叫声有关。凤头鹰有着he-he-he-he-he-he的尖厉叫声及拖长的吠声（《中国鸟类野外手册》）。常在上空盘旋，并伴有特殊的叫声必然会引起人们的重视。 该鸟纹仅有头、身、尾羽，无爪。笔者推测这是因为鸟爪已被融入于神人，成为人身的一部分（构成人身鸟爪的形态），因此，该鸟才会无爪。 

 

[ 衣 纹 ]

 

由于报道图中上衣纹饰不够清晰全面，这里仅谈裙的纹饰（图十一：1）。这种由几何主纹和雷纹底纹构成的纹饰，与商周时期青铜器上常见的勾连雷纹颇为相近（图十一：2），而这种大型的、相互关联且循环往复的铜器纹饰在陶器上并未见过，它很可能来自于对纺织品纹饰的模仿，如殷墟M1004大墓出土的跪坐人像的衣领、袖口、上衣下沿均有勾连T形纹（图十一：3）。东周时期，勾连雷纹的纺织品更加常见，如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人形陶范衣纹、曾侯乙墓出土的锦上纹饰（图十一：4、5）均属此类。已有学者对商代此类纹饰的纺织技法进行过研究（赵丰《勾连雷纹和1-2织法》）。 三星堆服饰出现中原地区的纹样（雷纹底纹在中原有着传统），一种可能是纺织品的流通，另一种可能是三星堆人对中原纹饰的模仿和推崇，考虑到中原青铜器对三星堆的影响，后一种可能性似乎更大。

 

 

 [ 倒立姿态 ]

 

神人呈曲腰倒立姿态，再加之撑罍顶尊的特点，使该人物造型颇似后世的倒立杂技表演。杂技和巫术的关系一直是杂技起源研究的重要方向，“杂技和魔术并非文明社会的产物，它由舞蹈及巫术仪式发展出来，早存在于原始民族之中”（汪宁生《云南沧源崖画的发现与研究》）。也许能完成常人之不能，正是巫觋具有非凡能力的表现。 倒立姿态的人像在商代艺术中尚未发现，但在汉代的画像砖（石）和陶俑上却有不少例子。四川地区就曾发现若干表现倒立的汉代画像砖（图十二：1-2）；另外洛阳苗南新村汉墓中出土的倒立俑，双手支撑于樽沿（图十二：3），与“鸟足曲身顶尊神像”颇为相像。三星堆的倒立神像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巫术是杂技重要源头的观点。 

 

3整体认识

 

  [ 场景：巫觋献祭 ]

 

顶尊献祭：头上顶尊这一造型表现的应是献祭的场景，顶尊献祭的形象在2号坑的器物中曾出现过（图三：10）。我们很难想象有神祇需要倒立着，顶着尊来享用祭品。因此，该形象的身份应不是神祇，而是沟通人神的巫觋。 虎齿鸟爪：虎口、鸟爪是商代人兽主题的常见形式，笔者曾对商代的“人蛇”主题进行过探讨，认为“人蛇”主题“反映了巫觋操蛇作法的情形，表达了巫觋借助、占有蛇的能力来沟通祖先和神灵的意义……人蛇同化的形象可能暗示了巫觋对蛇穿越生死界限能力的占有。”（韩鼎《早期“人蛇”主题研究》）而这一判断对于具有虎口、鸟爪的顶尊神人同样具有启示意义，即“虎齿鸟爪”形象象征表现了巫仪中巫觋借助、占有虎、鸟的“能力”（或象征性）来沟通人神的状态。虎口象征生死之途，鸟象征人与天神的中介（不再展开）。 倒立：倒立的姿态是献祭者“非凡”能力的体现，以常人之不能来表现巫觋具备特殊的能力。 头戴面具：面具是身份转变的象征，是“世俗”的人转变为沟通人神“神圣”的巫觋的手段。但不排除纵目面具表现的就是三星堆神的形象，巫觋佩戴面具，也可能象征了神灵附体（可参考萨满教相关理论）。 因此，该“鸟足曲身顶尊神像”表现的应是巫觋献祭的场景（祭品置于尊罍内），头戴面具的巫觋，通过倒立展示自己的非凡能力，并通过融入虎、鸟的齿、爪来表现获取它们的特殊能力，象征了巫觋处于沟通人神的“中介”状态。

 

 [ 核心祭器：尊、罍 ]

 

虽然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神树、祭坛，神人，神鸟、神兽，面具，但笔者认为不应忽视尊罍在祭祀礼器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器物造型可知，上述各种青铜器在祭祀仪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 

 

而青铜尊、罍在此体系中的性质似乎更加重要。 “外”：巫觋“服务”于尊、罍。献祭者或跪坐、或倒立、或集体顶尊（图十三：1、2、3），或跪坐背罍（图十三：4，中心位置），巫觋相对于尊、罍，似乎处于从属地位。 “内”：目前证据来看，三星堆的尊罍并不储酒，而是玉器、海贝、象牙珠等珍贵祭品的载体。三星堆人将其最珍视的物品置入尊罍献祭神祇。 “位置”：我们虽然难以确知在三星堆的神庙或祭坛中，如何放置尊、罍，但从新出土的青铜祭坛上我们可以看到，背罍人像处于祭坛的中心位置（图十三：4）。另外，在孙华复原的神坛中（孙华《三星堆“铜神坛”的复原》），四神人所顶之尊也处于祭坛的核心位置（图十三：3）。 

因此，从巫觋与尊罍关系、尊罍所储之物、尊罍位置这几个方面来看，对于三星堆先民来说，尊罍虽然属于“舶来品”，但在祭祀礼器中却被赋予极高的地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星堆先民对商王朝的推崇。

 

 [ 特征与阐释 ]

 

基于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反映的是三星堆先民的祭祀场景，其特征与意义可简列为下表： 

 

附注

注：

这篇短文仅是基于现有报道的粗浅看法，待发掘报告出版后会进一步完善观点。

部分观点得益于与达特茅斯大学艾兰教授（Prof. Sarah Allan）的讨论。

此文应“中国社会科学网”约稿而做，首发于“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年07月01日），此次刊发进行了部分修改。

 

（本文标题、内容及图片已经青铜文化研究中心编辑调整）

来源：宝鸡市大唐秦王陵文物管理所